夏伯嘉｜从1723年透视全球史

2025-07-23 21:51

夏伯嘉 美国宾州州立大学教授

内容简介

18世纪的世界是这样的：大清正值鼎盛时期、日本江户幕府稳定统治、越南建立新的政权、欧洲启蒙运动勃兴、美洲独立战争开打、法国大革命爆发……但这些事情的影响，都不限于一时一地，而是牵动着整个世界。那是全球化初始发展的时刻，也是各地文化日益密切接触、汇聚，并开创出现代文明的时代。

《1723：世界史的10扇窗》是一部全球微观史的力作，由10位历史学者共同创作，聚焦世界史中十几位独特而多彩的人物──日本的三浦梅园、中国的陆燿、越南的阮浃、法国的霍尔巴赫以及英国的普莱斯、钱伯斯、雷诺兹、布莱克斯通、威瑟斯庞、亚当·斯密、弗格森——其中几位是中文学界鲜少甚至未从研究过的。这些诞生于1723年的人们，看似生活于迥然相异的环境与文化脉络之中，却以不同形式共同参与了世界历史的进程，留下深刻的足迹，创造出今日的全球社会。本书以新颖且带有实验性质的形式，通过讲述他们的生命历程，呈现出世代、时代与世界史的多重意义。

陈正国先生编辑的《1723：世界史的10扇窗》一书，收集了10篇论文，分别探讨了十二位于1723年出生的历史人物。这十二人当中，有八位是欧洲人，包括三位英格兰人、四位苏格兰人与一位法国人；四位是亚洲人，分别为两位中国人、一位日本人与一位越南人。这本书的起源应该是出自陈先生多年研究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心得，亦即借一个历史的巧合：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三位重要人物皆生于1723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让后世尊为经济学之祖；亚当·弗格森，爱丁堡大学的哲学教授，书写《文明社会史论》，与大卫·休谟齐名，为18世纪思想史的重要人物；而约翰·威瑟斯庞，长老会接近加尔文严格教义的中坚人物，日后移民美洲出任新泽西学院（按：后来的普林斯顿大学）的第一任校长，于1773年支持美国英属殖民地独立，成为《美国独立宣言》签署者之一。其他五位欧洲人都是18世纪文化领域的先驱：霍尔巴赫男爵是启蒙运动代表作《百科全书》的编辑者狄德罗（1713—1784）的挚友，他为《百科全书》撰写了1 000多份条目。威廉·钱伯斯是宫廷与花园设计师，曾经旅游中国，亲身走访中国的园林；在他的设计与写作中，圆明园的皇家格局亦影响了后来伦敦万国博览会展场的设计。美术方面，1723年出生的雷诺兹是18世纪英国本土画派的开创人。在他的领导下，英国美术摆脱了法意的影响而自成一派，反映了18世纪下半叶英国的强盛国力。雷诺兹主持了1768年创立的皇家艺术学院，他擅长的肖像画中有不少英国统治阶级的精英，亦包括了一幅中国人黄亚东（1776）的肖像，黄亚东肖像是继中国耶稣会士沈福宗（1657—1692）1687年的肖像（图0—1）后最早在西洋美术中出现的中国人。在政坛上，布莱克斯通和普莱斯分别代表了保守与改革的思潮。身为牛津大学法学教授，布莱克斯通是第一位将英国普通法有系统地整理，并分析了普通法与欧陆公民法在理论上的分野，指出普通法多源性的学者。在大英帝国境内，普通法既反映了地方自治，亦维护着公民自由。布氏对宪法的解释对建国后的美利坚合众联邦有长远的影响。进步思想家普莱斯同样地支持着英国的自由传统，但是他的出发点是反对英国国教的新教精神。普氏支持法国大革命，和保守派埃德蒙·伯克（1729—1797）激烈舌战。作为英国女权运动的先驱，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深受普氏的启发。四位亚洲人，都是读书人。编刊《甘薯录》（1776）的陆燿为官山东运河道期间，曾编辑《山东运河备览》一书，可以说是代表了清中叶全盛时期的一名高官。这位以经世文章留名的官员与比他小一岁的纪昀年轻时为同窗，亦认识考证学的泰斗戴震（1724年生）。乾隆钦定纪昀编修《四库全书》，戴震代表了乾嘉考证学风，二人的名气远远超过陆燿。生于1723、1724年的三位中国读书人的世界观与治理知识，恰好让我们可以比较陈先生笔中苏格兰启蒙时代的三雄。盛平鼎世的清帝国，国力达全盛之峰。在这个帝国内的汉族读书人，面对西方知识的冲击，已经备有一个平稳与完整的世界观。

故此，中国知识人如戴震与陆燿只接受了西方知识的有限层面，与同时期日本的知识分子有强烈的分别。德川幕府的日本与大清中国同样是太平盛世，同样限制与外通商。可是，面对中、西文化冲击的日本读书人，可能拥有更弹性的世界观。江户时代出生的三浦梅园代表了日本开始大量接受西方知识的第一代。除了儒、佛经书，梅园亦阅读了耶稣会士的中文译著和西方医书。后者的传入，有赖于困于长崎通商的荷兰人。与梅园同年出生的前野良泽是“兰学”的先驱，着力翻译了西方解剖学《解体新书》（Ontleedkundige Tafelen）一书，接受了西方四元论代替阴阳五行说。有两件事值得我们注意：兰学的翻译西书是直接由江户幕府赞助；梅园与前野两人生长于九州的大分和中津，两地皆是以前耶稣会传教的重点。18世纪中叶的中国与日本，面对西方知识和世界观已显示了不同的反应。

放在世界史的领域，大清帝国和德川幕府在18世纪度过了黄金时代。可是，同时期的越南面对的是史无前例的大动荡：西山阮氏三兄弟（阮惠、阮岳、阮侣），不单将主顺化的阮氏击退至海外，更挥兵北上打败主政北方的郑氏与倾覆黎朝，统一大越全境，更挫南犯之清军。号称光中帝的阮惠欲以儒家思想治国，屡次征召隐修的理学家阮浃以事新朝。笃承宋明理学的阮浃被迫出任帝师，但是由他主导的文化建设“翻译儒家经典为字喃文本”，在西山阮氏政权崩溃以后，并没有存世。顺化阮氏复辟后，继续以儒家科举治国。曾经在越南历史中一度兴盛的天主教屡遭迫害，活跃于朝廷的西方传教士亦绝迹，一直到越南沦落为法国殖民地，才卷土重来。通览1723年前后出生的众人生平，自然想起了世代（Generation）一词。德国社会学家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在他1928年《代的问题》（The Problem of Generations）一文定义说：“作为社会现象，代的意义只不过是一种身份的定位，包括了在一个历史与社会演变的‘同年辈’。”“代”这一个概念有两重涵义—生理上的定义与历史中的定位，“同时代不一定有社会学上的重要性，只有参与同样的历史与社会过程才是”。曼海姆对“世代”的定义与另一个相关的概念“世界观”（Weltanschauung），在理论上有互动的作用。“世界观”的形成经过一个复杂的过程，在某一个时空下，积累的经历、感受和知识构成一种主观的意识形态。

曼海姆说：“最重要的问题，是怎样在理论上，从某时代的客观事实去解释一个整体的精神、一个‘世界观’。”《1723》中一代人的世界观，反映的不单是同年代一辈人的生活经验，更重要的是在西欧与东亚这两个中心地域构成的空间条件下产生的意识形态。书中八位欧洲人生活在英、法、美，在北大西洋、西欧的地域中养成了他们的世界观。在他们生活的西方，不单经历了快速的经济成长，更体验了大时代的政治动荡：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西欧人的世界观包含了东亚，在《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指出彼时中国经济的两大特点：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形成了一个相当富裕的社会；可是，中国限制国际通商，而下层民众工资低下，造成长远经济增长的隐忧。相对亚当·斯密对中国经济的负面印象，在英国的文化圈却兴起了“中国热”（chinoiserie）：在宫廷、园林、瓷器、美术方面卷起了一阵的中国风，如钱伯斯和雷诺兹的生平可见。这一阵中国风从欧洲大陆吹到英国，其发起者却是远在中国的耶稣会士。在他们的书信中，中国被标榜成文明第一大国，而耶稣会士正努力传播基督福音。当中国风吹越英伦海峡之际，在法国却兴起了反潮流。

《百科全书》71 818条目中有123条有关中国，其大部分出于狄德罗和霍尔巴赫男爵的手笔。受到了狄德罗的影响，有志于技术和工艺的霍尔巴赫从早期的欣赏中国转变为负面评论中国，《百科全书》有关中国最重要的条目是狄氏书写的“中国哲学”，文章批判了儒、道、佛思想，对儒家的道德伦理有赞誉之词，却认为儒家在形而上哲学和自然哲学上毫无贡献。在一件1760年的书函中，狄氏回忆起一段对话：“关于中国人，顾神父（pére. Hoop）与男爵（按：霍尔巴赫）都是仰慕者，也许描述中国人的智慧有些是真的，可是我不太相信有智慧的国家。”狄德罗的中国知识主要来自耶稣会士的书籍，但是他的怀疑态度和负面的看法正好跟比他长一代的伏尔泰形成强烈的对比。耶稣会于18世纪中后期在欧洲遭受的打击，造成了对耶稣会中国知识的整体批评。威瑟斯庞在美洲费城签署《独立宣言》那一年，耶稣会已被葡、西、法三国镇压，并于1773年被教皇解散禁会。正当欧、美走过了启蒙运动、美洲独立与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大动荡时，盛清中国、德川日本和李氏朝鲜享有100多年的太平盛世。中国的人口于乾隆一朝急速直增，境内的小动荡，如陆燿经历过的山东王伦之乱，轻易平定。在清朝鼎世，代表西方文化冲击的传教士中文译著在帝国统治与儒家思想构成的世界观中，只占有边缘的地位。

西方传教士于明清之际著译的450余种书籍，只有利玛窦的几种科学著作被《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收录，其影响力尚不及“兰学”在日本的地位。西方传教士在日本、朝鲜与越南绝迹，在中国，除了在地方有少数教士秘密传教，只有在北京仍然有欧洲神父在钦天监和宫廷服务。曾经的中西文化交流先驱者，天主教传教士变成了历史潮流中的漂泊者。其中一位亦生于1723年，他是法籍耶稣会士晁俊秀（François Bourgeois，1723—1792），其生平与暮年可以代表中、西1723年一辈人的缩影，以下简单地略述他的生平，作为序言结语。1723年，晁俊秀（又名赵进修）出生于法国东部孚日（Vosges）省的一个小镇，十七岁进耶稣会，1764年离法传教，于1767年到达广州，翌年进京任职钦天监。晁俊秀的书信记载了在乾隆宫中的见闻。他第一个将中国人口统计介绍给欧洲，指出1761年大清帝国人口已高达1.9亿。耶稣会在欧洲被解散，晁俊秀任法籍耶稣会传教团团长，记载了禁会前后的风风雨雨。1774年，耶稣会被解散的消息传到北京，耶稣会人心惶惶。身为法籍团长，晁俊秀决定暂时不公布教皇禁令，待手令到达北京后才执行。三位法籍耶稣会士强烈反对，并要求晁氏公开传教团的账簿与分产，以确保散会后各人安生之计。晁俊秀给各人多发资助但是坚决不分产。反对派上告管理西洋人的内务府，说法王放弃了耶稣会士，已经十年没有发饷，他们服从的是大清的皇上。主管内务府的福隆安亲王下批，要求洋人自己解决分歧，让团长和反对派分别管账。传教士内讧，法、葡两国相斗，京城内天主教一团混乱，都记载在晁俊秀的笔下。在一封悲情满溢的长信中，晁俊秀描述反对派要求分产之日“是他们痛苦的开始，如悲剧的第一幕”。教皇禁会令传到北京，葡国耶稣会士已经将产业（北京城内外229处房地产，年入120万两白银）转移到葡国的管理。法籍教团最终各人分产。

后来，法国以乐善会接替北京耶稣会的事业，前耶稣会会士大部分将私产归公。乾隆朝天主教传教士在其暮年，从慌恐急躁平息为听天由命。1792年，晁俊秀卒于北京，其他的前耶稣会士亦在京城安度余生，比在西、葡两国的会友幸运。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出使北京，请求两国建立邦交，请开放通商大门。在京的传教士多接触英使，马戛尔尼的使团日记留载了他对各人的印象。马使对法籍耶稣会士钱德明（Jean Joseph Marie Amiot）特别称赞，说他才德均超越其他在京的西洋人。只有一件事马使不同意钱德明的看法：这位老先生对中国赞誉太夸张，也许是他久居中国之故。相反，马戛尔尼看到的是清朝的弱点：封闭自守，兵备落后，海防空虚。要是不幸中、英交战，马氏判断不出三个月，皇家海军便可以控制全中国海岸，预测了四十多年后的鸦片战局。

陈正国先生主编的这本书，让读者从东至西，从中国到英国，管窥18世纪的文化、思想与政治大潮流，确实为世界史的一部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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