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克萨洪水行动后哈马斯让步，美国斡旋助推巴勒斯坦两国方案关键时刻到来》
分裂的起点与两条路线 如果要找巴勒斯坦政治结构的断裂线，很多人会指向2007年。那一年，哈马斯在加沙赢得实控，法塔赫（也即巴解组织的核心力量）退居约旦河西岸，此后加沙与西岸的双中心并行——一边是以武装抵抗为旗帜的哈马斯，一边是以谈判与建制为路径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裂并非凭空而来，背后是更早的路线分野。法塔赫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崛起，最初也谈武力，但屡经失利后转向务实。在1988年，它宣布建国，并以过渡自治的名义创设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希望借和平进程构筑未来。哈马...
分裂的起点与两条路线
如果要找巴勒斯坦政治结构的断裂线，很多人会指向2007年。那一年，哈马斯在加沙赢得实控，法塔赫（也即巴解组织的核心力量）退居约旦河西岸，此后加沙与西岸的双中心并行——一边是以武装抵抗为旗帜的哈马斯，一边是以谈判与建制为路径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分裂并非凭空而来，背后是更早的路线分野。法塔赫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巴勒斯坦民族解放运动崛起，最初也谈武力，但屡经失利后转向务实。在1988年，它宣布建国，并以过渡自治的名义创设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希望借和平进程构筑未来。哈马斯则正是在此时空背景下逐渐壮大，主张通过武装抵抗“完全收复巴勒斯坦”，其激进姿态与加沙的掌控，使其在国际舆论与巴勒斯坦内部都拥有特殊的发声位置。
多年对立之后，巴勒斯坦政治的合法性之争也同步展开：谁有资格代表、谁能治理、谁能在战火间维系民众的日常？在本轮冲突爆发前，哈马斯凭借极端立场加持与加沙实控的优势，确实压制了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影响力与“权力合法性”。
冲突中的转身
一场“阿克萨洪水行动”，让以哈冲突持续延宕，战局与政治都被重新洗牌。今年2月，哈马斯发言人哈齐姆·卡西姆在电视上表示，若美国能促成延长停火并协商永久停止敌对，哈马斯不坚持掌权，战后也不参与加沙管理。紧哈马斯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公开证实：他们接受承认巴解组织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这背后，埃及、沙特等阿拉伯国家的居中斡旋起了关键作用。
从此以后，哈马斯的诉求显得清晰：以永久停火与以色列撤军作为基本条件，为此愿意放低姿态，换取喘息空间，保全残存力量，待机恢复。实际运作上，他们积极配合美国推动的谈判，多次释放人质，并在卡塔尔就条款密集磋商。有媒体称，以色列曾对卡塔尔发动袭击，意在干扰当地围绕特朗普提出的和平协议的磋商。前两天的报道还提到，哈马斯准备在本周致信特朗普，请求美国保证在加沙实施60天停火，作为交换立即释放一半人质。军事强硬与政治妥协在它身上同时存在，只是比例在变化。
合法性之争与联大背书
两天前，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以视频方式在联合国大会发言，直接表态：战后加沙与约旦河西岸将统一置于巴勒斯坦政府领导之下，这意味着未来的治理架构里不包括哈马斯。他的话不是独唱，而是与本月上旬联大通过的《和平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和落实“两国方案”纽约宣言》相呼应。该宣言明确写入：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是唯一合法治理机构，并将推动哈马斯去武装化以及向法塔赫移交权力。
这一点，相比过去的政治口号更具“法理背书”。第80届联大会议通过的《纽约宣言》为法塔赫所代表的既有自治架构加了一层合法性印章。阿巴斯在解读宣言时用了“不可逆转的步骤”这样的字眼，试图强调国际社会的立场已经由讨论走向推进。必须看到，这个变局不是自然而然的，它是长期战争消耗与外部施压叠加的产物，而冲突最初的引线，正是那场“阿克萨洪水行动”。
妥协与蛰伏的微妙边界
有人将哈马斯目前的姿态解释为“蛰伏策略”，即不谋求当下的掌控，但保留力量、修补政治形象，为未来积蓄跃迁。也有人拿黎巴嫩真主党作类比：即便不直接掌权，仍能以“举足轻重”的政治地位影响局势。这些解读并非空穴来风。哈马斯在停火谈判中明确拒绝美以提出的两项关键要求——离开加沙与彻底解除武装。哈齐姆·卡西姆的说法很直接：要求抵抗力量从加沙撤走或解除武装，“不可接受”。对它来说，最大的让步只是“解除一部分武装”。从策略上这是一种收缩——以政治妥协换取空间——但同时也是底线防守，确保核心抵抗能力不被拔除。
政治平台的升温与法律战的展开
在外部力量方面，联合国成了主战场之一。除了在道义层面提出谴责、推动停火与“两国方案”落地，联合国所属的调查委员会还将以色列在加沙地带对巴勒斯坦人的行为定性为“种族灭绝”。这类认定使事件进入法律叙事，国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据此可以开展诉讼，增添对以色列的压力。与之配套的是欧洲的转向。联大期间，欧洲多国宣布承认巴勒斯坦国；欧盟也放话将使用“迄今最强硬”的经济手段对以色列施压，包括暂停支付双边援助、动用《欧盟—以色列联系国协议》中的贸易条款来进行约束。一旦这些措施落地，在战时状态下对以色列经济的冲击会被放大。社会层面，“反以浪潮”在欧洲多国民间再起，有更广泛的群体参与。面对这种态势，内塔尼亚胡承认以色列在国际上陷入前所未有的孤立。这句承认，本身就是压力起效的一种证据。
两国方案的阴影与现实的强硬
问题是，国际舞台上的宣言与现实操作之间，往往隔着一道深沟。美以的态度一向强硬，对联大决议多抱以“可被忽略”的姿态。最近，以色列以“铲除哈马斯”为名，发动接管加沙城的行动，试图以事实上的占领，让“两国方案”变成纸面文本。战火延烧加沙，预示更大的、人道主义层面的苦难与伤痛。各方正试图拉住加速下滑的局面：哈马斯提出以释放部分人质换取加沙两个月停火，多个国家、国际组织合力施压，联合国则继续在法理层面凝聚共识。这些努力在短期内也许只能争取战区的片刻安宁，但对于改变长期格局的意义，仍需要时间检验。
巴解希望看到的是独立国家框架的推进；哈马斯盯住的是喘息与保存实力。两者的目标并不重合，却又在新的国际施压环境下，意外地出现短期策略上的交叉点：承认代表权、减弱武装、换取停火与人道通道。只以色列不断以军事行动抵消这些努力，美国的偏袒让政治压力遇到硬墙，局面仍然艰涩。
组织与制度小科普
理解这些变化，需要对几个关键词作简短说明。
- 巴解组织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巴解组织是更广泛的民族代表平台，法塔赫为其核心力量；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则承担具体治理功能，被视为过渡自治的政府形态。当前《纽约宣言》强调的“唯一合法治理机构”，指的就是这个权力机构。
- 联合国大会与安理会：联大可形成广泛政治共识，具有强烈的国际道义与法理方向，但不具备如安理会决议那样的强制执行力。因此，联大宣言更多是为政策提供合法性与国际支持，真正改变战场行为，还需安理会、双边压力与区域安排配合。
- 国际法院与国际刑事法院：前者主要处理国家间争端与法律咨询；后者着眼于个人刑事责任，包括战争罪、危害人类罪与种族灭绝罪。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认定，为这条法律路径提供了素材与入口。
- 停火谈判的基本逻辑：停火往往不只是单纯“停枪”，它关联人质交换、军事回撤、物资通道、国际监督与战后治理安排。哈马斯当前将“永久停火”和“撤军”作为底线，同时以释放人质为筹码谋取“60天停火”等阶段性安排，是典型的战术性操作。
被重写的秩序感
把这些线索放在一起会出现这样一幅图景：政治合法性从分裂走向再定位，军事抵抗从扩张走向收缩，法律战与经济制裁从边缘走向台前，外部施压力度层层叠加。阿巴斯借《纽约宣言》抓住机会，争取“唯一合法治理机构”的承认，同时公开宣布战后加沙与西岸统一纳入巴勒斯坦政府的领导框架，并排除了哈马斯参与治理的可能。这对多年分裂的局面是一记重锤。哈马斯则选择在压力之下调整姿态，承认巴解组织的代表地位，强调不离开加沙、不彻底解除武装，并以释放人质与谈判来争取停火窗口。这是它在“生存与话语权”之间的一次折中。
欧洲的承认与制裁预告、联合国的法律与政治双轨、美国的主导斡旋与偏袒，以色列的军事强硬与对联大决议的不理会，构成当下的外部场。各方合力尝试逼迫停火，但停火本身并不预设和平；它只是给谈判留出时间。至于时间会如何被使用——是推进“两国方案”，还是被新的军事行动再次摧毁——仍在未定之中。
在这个未定之中，许多话都显得谨慎。阿巴斯将《纽约宣言》形容为“不可逆转的步骤”，这是他作为政治操盘手对国际态势的判断与期待；而哈马斯以“不可接受”回应离开加沙与全面解除武装，是它作为抵抗组织对自我生存线的坚守。两者都是在各自的坐标里寻找出路。正如史籍常言“时势使然”，当外部压力、战场现实与内部政治三股力量互相拧紧，任何选择都会留下复杂的痕迹。此刻的巴勒斯坦，正在以极高的代价完成一次艰难的秩序重写——它是否能延伸为真正的政治解决，仍需更多的勇气、更多的克制，以及国际社会不再摇摆的执行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