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历史遗忘的抉择：“九一三”事件中林彪专机机组的走与留
256号三叉戟飞机，属林彪所有，在山海关机场尝试强行起飞时，仅有4名机组成员在场。当夜深人静时，发动机意外响起巨大轰鸣，机组成员紧急冲向停机坪，却眼睁睁看着飞机滑行至跑道。一名陆军军官拔枪示意阻止，场面陷入一片混乱。究竟谁是机上的神秘人物？为何飞机要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升空？这一夜的真相，成为了一个震撼国内外的大谜题。 对于略有所闻的“九一三”事件，众人皆知一桩事实，即林彪所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在强行起飞之际，飞机上仅存机组人员四名，而另有五名同僚尚未登机。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
"256号三叉戟飞机，属林彪所有，在山海关机场尝试强行起飞时，仅有4名机组成员在场。当夜深人静时，发动机意外响起巨大轰鸣，机组成员紧急冲向停机坪，却眼睁睁看着飞机滑行至跑道。一名陆军军官拔枪示意阻止，场面陷入一片混乱。究竟谁是机上的神秘人物？为何飞机要在这种情况下匆忙升空？这一夜的真相，成为了一个震撼国内外的大谜题。"
对于略有所闻的“九一三”事件，众人皆知一桩事实，即林彪所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在强行起飞之际，飞机上仅存机组人员四名，而另有五名同僚尚未登机。这一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中，机组人员中既有生者也有逝者，这一状况同样令人瞠目结舌。究竟为何会出现如此罕见的情形，亦成为众多关注此历史事件者欲探求的答案。
山海关机场“飞行后”
1971年9月12日，星期日，夜幕低垂，7点40分，林立果及其同伴五人登上林彪乘坐的三叉戟256号飞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腾空而起。8点20分，飞机抵达位于北戴河东南方向40公里处的山海关机场，为执行林彪在北戴河修养期间的专机任务而降落。林立果与刘沛丰随即乘车驶离机场，而机组人员则依照专机任务的标准流程，对飞机进行了全面的检查，这一环节通常被飞行员们称作“飞行后”。尽管256号飞机从北京起飞至山海关降落仅耗时35分钟，且飞行过程中一切正常，但按照专机任务的规定，对飞机的检查仍是不可或缺的。众所周知，三叉戟飞机首度执行林彪任务。
执行此次关键专机任务的机组成员共计9位。依据各自业务岗位的职责，机长一职由专机部队副政委潘景寅同志担任，一团副参谋长陈联炳同志则担任第一副驾驶，团通讯副主任老陈同志负责机组通讯工作，三大队领航副主任老李同志担任领航员，机务副中队长李平同志担任机械主管，机械师张延奎同志担任机械员，邰起良同志担任特设师，随机空中服务员为小魏同志，而我则担任第二副驾驶员。当时，我的行政职务是三大队8中队的中队长。在256机组中，无论是飞行、领航、通讯还是机械等各个业务岗位，成员均具备三叉戟飞机的技术专长，这在当时的空军中是独一无二的，根本无法再组建出第二个同等水平的机组。
飞机发动机区域是机械师们检查时的重中之重。与此同时，空中服务员小魏坚守岗位，负责对客舱进行细致的清洁与卫生整理。而我则站在飞机尾部左侧，协助机械师张延奎为发动机补充必要的润滑油。
此刻，机长潘景寅的身影缓缓走近李平，他沉声下达指令：“请将飞机的燃油量调整至17吨。”
“请补充17吨燃油！我们的目的地是哪里？”我迫不及待地截断李平的话，直接向机长追问。自北京得知需加16吨油的信息以来，关于多加油的疑问便萦绕在我心头，我迫切想要知晓这架飞机的最终目的地。油量的增减直接关联着航线的长度，鉴于我坚信林彪如往年那般，会在国庆节前返回北京参加庆典，这一疑问愈发强烈。
“稍后，等我们上了飞机，再详细探讨一下航线。”机长的回答似乎有些答非所问。片刻之后，除了机械师和服务员，机上的其他人员也纷纷围聚在机舱内的灯光下，开始研究起航线图来。
所谓的“研究航线”，系指机组中领航、通讯与驾驶三大关键岗位共同参与的一项关键作业。此过程旨在通过深入研究，全方位解决飞机在从甲地飞往乙地的整个航程中所遇到的一切技术难题。
李平将油车引导至机场，并依照规定对车辆内燃油样本进行了留样封存，随后正准备进行加油作业。然而，他很快发现，山海关油车的加油导管与三叉戟飞机的压力加油接头并不兼容，导致正常的加油操作无法进行。在向机长汇报这一突发状况时，潘景寅稍作沉思，随后说道：
“等明天再说。”
机长的这一决策揭示了两个关键问题：首先，他在心中预设了一个遵循专机任务需求的时间表，据此推算，至少应安排在次日启航；其次，潘并未获知当晚的紧急起飞消息，这意味着他并不知晓林彪等人的具体行动计划。若潘知晓，他必然会竭力将燃油加入飞机，并且不仅限于17吨，而是会尽量将油量加满至21吨。尽管常规加油途径不可行，但采用其他方式却颇为简便，只需攀爬至机翼上方，打开油箱盖，便可利用油车导管直接加油。
依照规定，专机在夜间停放时，务必由当地警卫部门负责监管。机械师李平在环绕飞机细致检查了夜间停放所需完成的所有工作，确认无误后，便着手将飞机移交给山海关机场场站的保卫部门。
山海关机场，昔日海军航空兵的驻军基地，如今已无飞行部队与战机驻扎，仅剩负责机场警卫、通讯调度、后勤保障等岗位的工作人员坚守。当晚，256号飞机降落，其后的各项事宜，无不与山海关机场的海军同事们紧密相连。鉴于这是一架重要专机，当晚执行飞机警卫任务的都是海军排级以上的干部。为此，山海关场站特地于停机坪边缘紧急增设了一部场内电话分机。
飞机交接既毕，机组人员依次步入食堂。我注意到，与北京同机抵达山海关的程洪珍及两位女兵亦在此用餐。程洪珍身旁摆放着一款精心制作的手提皮箱，而那两位女兵则斜挎着从飞机上取下的军用挎包。由于彼此陌生，无人主动搭话，她们各自落座于两张餐桌旁，开始用餐。然而，自机组人员进入食堂起，两位女兵便不时投来警惕的目光。程洪珍年约三十，身材中等，身着空军制服，面容白皙，外表颇似一位知识分子，传闻她曾是林立果的英文翻译。两位女兵年龄介于十八至二十岁之间，身材高挑，眉目清秀，但空军制服似乎略显宽松。她们并无少女间常见的嬉笑打闹之态，其出现亦暗示她们并未与林立果、刘沛丰一同前往北戴河林彪的住所。
餐后，众人陆续返回招待所，各自进入分配好的居所休息。潘景寅作为师级干部，独享一间高规格的干部宿舍。服务员小魏与两位女兵同住一室，而其余七人则被安置在另一排相连的平房中。这排平房东西走向，最东端的一室为专机师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常居之地，第二室则由程洪珍居住，自第三室起，便由机组人员分摊。我根据机组人员的特点及他们平日的住宿习惯，合理分配了各人的住处。三位机务人员被安排在第三室，我与领航员共居第四室，而第五室则由团司令部的两位陈姓干部入住。
机组人员各就各位，经过从下午6点至晚上10点的连续奋战，大家多少都显露出疲惫之色。此刻，我站立在门口，转向隔壁的副驾驶员陈联炳询问：
“现在休息如何？”
“潘不来，咱就睡。”
实则，我深知依据任务规程，我们尚有一场机组讲评会尚未召开。我想，鉴于当天的飞行时间仅短短数分钟，并无太多值得讨论的内容，或许不开讲评会也未尝不可。
数分钟后，潘景寅抵达平房，召集机组进行会议。众人迅速汇聚至三位机械师的居所，室内三张床位上挤满了九人。起初，潘景寅对北京至山海关的飞行段落进行了简短的点评。随后，他指出：“当前，两条路线的斗争愈发复杂，我们亟需解决与人的问题。”他所提到的“两条路线斗争”，实则指的是空军内部流传甚广的“吴反林”事件，即空军司令员吴法宪等少数人反对毛主席和“林副主席”的传闻。
潘在谈论次日航班时表示：“对于明日的具体航线，目前尚未确定，我们将遵从空军胡副参谋长的调度安排。”机组人员最关注的是飞行目的地，了解航线是掌握天气、地形及备降场信息的关键。由于尚未明确航线，机组对沿途地面保障措施感到忧虑。对此，潘回应道：“空军司令部航行局将负责确保航线的顺利进行。”
在机组会议上，机械师李平详细汇报了飞行结束后飞机的状况，确认一切良好，同时指出飞机上剩余12吨半的油料。服务员小魏则主动承担责任，对在北京起飞时未能妥善固定茶具导致损坏数只杯子的失误进行了自我检讨。
潘景寅对第二日的日程进行了规划：“翌日清晨6时，我们需起床，6时30分享用早餐，随后应提前抵达机场，做好登机前的准备。时下夜幕已深，务必抓紧时间休息。”我抬眼看了看手表，指针正指向22时40分。
位于隔壁的 三位机械师，因劳累过甚，不久便关闭了门窗，安睡了。
康庭梓
初秋时节，海边夜晚的风渐凉，我安睡于窗边之床。窗与门紧密相邻，相距机械师们的居所不过咫尺之遥。我轻闭窗扉，拉起窗帘。或许正是这一不经意的简单动作，将我们与机械师们隔成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尽管只隔着薄薄一堵墙，我却未能捕捉到机械师们起身时的一丝声响。
临睡前，我向室友，那位经验丰富的领航员小李询问：“你们在飞机上不是已经研究过航线了吗？”
“我仅大致估算了数条航线，包括重庆、大连、广州等地，具体目的地尚未确定。无论如何，我的领航记录纸已妥善备份。这些记录纸上可预先填写航线的基本信息，而实际飞行中的数据则需在空中实时填写，因此领航记录纸的提前准备是必要的。”
9月12日的深夜，山海关机场在11点钟时分，表面上显得异常宁静。我带着一整天的疲惫，很快便沉入了梦乡。
惊心动魄的山海关夜
“嘭嘭嘭！嘭嘭嘭！”急促的敲门声犹如一阵惊雷，将我从梦乡中惊醒。门外传来急切的呼喊：“首长已经抵达机场！速速起床！”紧接着，隔壁房门也被猛烈地敲响。我辨出了那是调度室主任老李的声音。与此同时，领航员老李也被这突如其来的敲门声唤醒。在黑暗中，我摸索着找到了开关，电灯亮起，映入眼帘的是老李和我正做着相同的动作，我们彼此未曾多言，心中只有一个字：“快！”我们迅速调动平日里应对紧急任务所磨砺的敏捷，迅速穿戴完毕。尽管过往遇到过不少紧急情况，但从未有过首长抵达机场时，机组人员仍在沉睡的先例。何况，这次的专机任务并非寻常。当我系上第二只皮鞋的鞋带时，突然，停机坪那边传来了飞机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
“轰……”
“这怎么可能……”我的思绪中刚掠过“机组尚未抵达，飞机如何能自行启动”的疑问，随即又被那真切且熟悉的三角洲发动机轰鸣声所推翻。毫无疑问，那正是256型飞机发动机启动的声音。我顾不上系紧鞋带，亦未扣好衣扣，提着背包便冲出了房间。在招待所外的昏暗灯光下，我瞧见副驾驶和通讯员两人已经跑在了我们前面。当我跑步经过机械师、程洪珍和调度室三处房门时，连一眼都没向他们的房间瞥去，但余光中似乎隐约看到程洪珍房门处站着一个身影。我继续向东方奔跑，直至右前方看到停机坪，只见256型飞机在停机坪的白炽灯下，银光熠熠，伴随着发动机轰鸣声的突然增强，迅速向前弹射而出。这一刻，眼前的情景令人难以置信，这是我飞行生涯中从未遇见过、也未听闻过的情形——机组中至少还有四人尚未登机，飞机却即将起飞。我顾不得细究，只以最快的速度奔向停机坪，想要弄清楚究竟发生了何事。
伴随着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声，停机坪变得一片狼藉。在刺眼的白炽灯光中，我目睹256飞机沿着通往跑道东头的滑行道急速驶去，那轰鸣声在寂静的深夜尤为响亮，几乎掩盖了停机坪上所有的声响。海军地面保障人员与匆忙赶来的机组人员，不由自主地凝视着渐行渐远的飞机，惊愕地定格在原地，紧张到无法开口。
在一片混乱之中，我瞥见一队人马如幽灵般从夜幕中浮现，一辆装满了全副武装陆军战士的卡车猛地停靠在停机坪中央。士兵们纷纷从车上跃下，有的已握紧了步枪。我仿佛听到了有人呼喊：“开枪！”紧接着，又有人高声命令：“不准开枪！”各种声音——人们的呼喊、汽车的引擎轰鸣、飞机的轰鸣声——交织成一片。就在卡车抵达的同时，一辆吉普车也出现在离我数米之外的位置。伴随着一声刺耳的刹车声，一位40多岁的陆军军官敏捷地跃下车来。他看到我身上穿着飞行员的工作服，便断定我便是机组人员。他左手紧紧抓住我的右臂，右手紧握着手枪，一边用枪口指向远处正在滑行的飞机，一边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急切地对我说：
“快拦飞机！”
我竟不知机上乘客是谁，空手而立，怎能阻止航班？那位军官也是情急之下失言。我接连发问：
“谁在飞机上？”
“这架飞机无法起飞，你必须立即阻止它！”他似乎并未真正领会我的问题，反倒是答非所问。我脑中迅速整合了各种异常现象，迅速得出结论：无疑，问题肯定存在，一旦飞机未能起飞，真相自会水落石出。我注意到停在那儿的吉普车，灵感突现，指向那辆车，用命令的口吻对那位军官说：
“赶紧！立刻将汽车驶至跑道，精准对准那架飞机，将其堵截，它便不敢轻易起飞了！”
置身于那令人心惊肉跳的局势之中，我脑海中瞬间涌现出以下几个关键疑问：
首先，我脑海中浮现的是飞机为何在机组人员不全的情况下突然起飞。通常，飞机起飞前必须有副驾驶、领航员和通讯员在场，这在我们看来是天经地义的事。即使在训练中，飞行员起飞或降落，副驾驶、领航员和机械师也必须在场，更别提这是在夜晚的外场，且是重要专机待命。那么，是谁在机组人员休息后半夜三更爬上飞机的呢？这显然是恶意行为。但转念一想，我们引进的三叉戟飞机才两年，除了这些飞行员，还有谁能驾驶？这种想法显然是不成立的。那时的我，思维局限于常规飞行活动，不敢也无法将这一事件与政治事件联系起来。
其次，当调度室主任敲响门扉告知“首长已至，速起！”时，停机坪的嘈杂景象与首长乘坐飞机时的庄严气派相去甚远。即便我未曾参与过林彪专机的执行任务，但以往其他专机任务中，飞机总是提前备妥，静待首长光临。首长尚未抵达，机场上就已经熙熙攘攘，人潮涌动，车水马龙，热闹非凡；首长一到，迎送者络绎不绝，场面愈发壮观。即便是应急或机密任务，也能保持紧张但井然有序。在匆忙穿好衣服之际，我心想这或许是一项首长的紧急任务，但当我抵达停机坪，关于“首长专机”的想象早已烟消云散，根本未料到那架飞机上会坐着林彪。
第三，停机坪上，一架飞机强行启动滑行，后方军队紧随其后，全体战士全副武装，手持武器，枪声此起彼伏。领队军官焦急万分，战士们高声呼喊，我屡次询问飞机上有何人，他却始终缄口不言。显而易见，这并非寻常之事。当前，时间不容许我们犹豫不决，只要飞机尚未起飞，问题终将水落石出。
这些念头在脑海中稍纵即逝。就在那位军官跃上吉普车之际，飞机已滑行至跑道的东端，机头转向，正对起飞方向。从停机坪远眺，飞机的右侧轮廓清晰可见。随着飞机即将腾空，众人的心跳加速，仿佛即将跳出胸膛。果不其然，最忧虑的情景如期而至，飞机开始加速滑行，短短几十秒后，便一飞冲天，消失在机场西南方的夜幕之中。与我一样，那位满脸困惑的领航员并未忘记他的职责，低头瞥了一眼手表，记录下这一刻——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这一刻，将被永远镌刻在历史的篇章里。血泪算式：9－4＝5
飞机强行冲破云霄，随着引擎轰鸣的渐渐消逝，停机坪瞬间变得异常静谧，寂静得让人心生寒意。在场的专机保障人员、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以及部分机组人员，在这瞬间的宁静中，无人能够开口，仿佛陷入了一种难以言喻的困惑与迷茫。然而，我们未登机的机组人员所感困惑尤甚，心中涌现出无数的疑问，亟待立刻得到解答。
“机组谁在飞机上？”
“飞机上还有谁？”
飞机为何突然起飞？
“飞机怎么已经起飞了！我的热水还没来得及准备呢！”显然，她的思维还停留在常规的专机任务之中。
遭遇突发状况，我心情烦乱，语气不佳地回应道：“究竟发生了何等大事，竟然还想着去取水！”接过她递来的水壶，我们便急匆匆地奔向调度室。调度室的门敞开着，屋内明亮的灯光穿透门缝，照亮了外面的走廊。
刚至门口，未入内，便被问及：
“谁在飞机上？”
“潘景寅，以及三位机械师。”调度室主任揭晓了我的第一个谜题。
不等调度室主任老李的话语完全落定，我便与同伴小魏一同转身，迅速朝塔楼的方向迈开步伐。事实上，老李同样显得有些迷茫，他在屋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作为一名飞行员，我的职业直觉告诉我，唯有前往海军调度室，方能掌握飞机起飞后的最新动态。
潘景寅
山海关机场的调度室摇身一变，成为了探寻三叉戟256踪迹的指挥核心。调度塔楼矗立在停机坪东北侧约三十米的方位，塔身高耸约二十余米，登临其上，便能将机场辽阔平坦的全景尽收眼底。然而，夜幕低垂，四周一片漆黑，放眼望去，唯有茫茫夜色一片。
抵达塔楼之际，我们发现8341部队林彪警卫团的战士们已将调度室严密包围。他们手持武器，全副武装，神态庄重，即便在夜色的笼罩下，也透露出临战的严肃与专注。调度室的塔楼内，同样弥漫着指挥战斗的紧张气息。标图员戴着耳机，手持画笔，俯身在标图桌上，全神贯注地勾勒着；海军场站的负责人手持话筒，不断呼喊256飞机的编号；林彪警卫团的领导急切地试图打通北京的电话，他们急于向中央保卫局报告北戴河发生的紧急状况。在塔楼的最顶层，一个由陆军、海军、空军三军种构成的临时指挥部已悄然形成，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指挥中心。
随着时间的流逝，每一秒每一分钟都悄然溜走，而音箱中却始终一片寂静。机组人员与现场的所有人，无不热切地期盼着潘景寅的声音，哪怕只是一句言语、一个字眼，抑或是在驾驶杆上轻轻按下通话按钮，音箱中哪怕能传来一丝声响也好。在这片死寂之中，每个人的心跳声似乎都变得格外响亮，仿佛能清晰地听到它们在激烈地跳动。
此时，我国空军各层级指挥机构迅速响应，紧张氛围弥漫在专机师指挥所的每一个角落。与此同时，人民大会堂、党中央、周恩来总理亦全神贯注地投入指挥工作。山海关机场那狭小的调度室，其脉搏紧密相连于三军总部，更是牵动着共和国的神经中枢。
未能飞离的机组人员，五双焦急的目光紧紧凝视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紧张地注视着飞机的飞行轨迹。海军的雷达标图员，耳机紧扣耳畔，手持一支红色的画笔，整个上半身几乎俯伏在圆形的标图桌面上。桌面玻璃之下，铺展着的是一幅以山海关机场为核心的小比例雷达监控地图。
电台的联络已中断，我们只能依靠雷达屏幕来获取256飞机的动态。标图员迅速将雷达传来的高度、方位和飞行速度等关键数据，精确地标注在紧邻地图的透明板上，用红色的笔在地图上勾勒出一条蜿蜒不规则的弧线。我们急切地想要追踪这条轨迹的走向，但标图员握着画笔的手突然停顿，他缓缓挺直了身躯，摘下耳机，语气平静而专业地报告：“雷达员发现，256飞机的信号已从雷达屏幕上消失。”而那时，距离起飞仅剩14分钟。
图示虽已消失，但我的目光却依旧凝滞在圆桌之上，双眸失神地凝望，那标图员刚刚绘制的转弯路径，宛如一条僵死的蚯蚓，静静地匍匐在那里。十几分钟前的一幕幕，仿佛都凝聚在这条歪曲的飞行轨迹之中，深刻地烙印在我的记忆深处。
由于三叉戟256飞机的相关信息已无法获取，众人纷纷从塔楼步下，径直赶往招待所的调度室，主任的办公室内便是了解飞机起飞前状况的所在。这里瞬间变成了一个无需正式召集的临时会议室，汇聚了陆、海、空三军成员。众人纷纷开口，相互交谈，各单位的成员们怀着同仇敌忾之心，共同讨论着刚才发生的意外事件。
忽然，一位陆军军官急匆匆地闯入房内，只见他正蹲于房间正中，手中紧握着几把“五九式”小手枪，手法娴熟地卸下了枪膛中的子弹。这些手枪正是从程洪珍等三人身上搜获的。回想起我们奔向机场的途中，程洪珍就站在宿舍的入口处，两把装填了子弹的手枪已横插在他的腰间。
自陆军撤离山海关机场，此地复归沉寂，但机组人员的内心却难以平复。我们五人，如同心灵相通，不约而同踏入机械师们的住室。面对那三张空荡的床铺，人影全无，我们心中涌起难以言喻的感慨，满脑子都是难以解开的谜团。其中两张被子只是草草整理，随意叠放，而另一张则未加整理，触摸之下，尚能感受到余温，距离机械师们起床尚不足50分钟。九月沿海之夜，秋意渐浓，凉意袭人，我身着夏季布质工作服，凝望窗外那空旷、漆黑的夜空，面对人去楼空的景象，不禁打了个冷战。
机械主管李平，年届三十五，身材虽不魁梧，却肌肉结实，行动轻盈，性情豁达，乐观开朗。他精通多种机型，技术高超，在“三叉戟”飞机的机组人员中，是寥寥无几的资深机械师。他对工作的满腔热忱，让他身上总洋溢着不尽的活力。李平的户籍在天津，尚未能在北京安家，幸而两地相距不远。在节假日没有执行专机任务时，他便会乘坐火车返乡探亲。不久前，他迎来了家中第三个新生命的诞生。
张延奎，一位26岁的机械师，以其精湛的飞机维护技艺而著称。他性情沉稳，话语不多，在他看来，无声的辛勤劳作往往胜过千言万语。与机械师李平的默契合作，他们共同出色地完成了多项关键专机任务。张延奎不久前喜结连理，他的妻子在北京市内任职，现已怀有身孕。然而，繁重的专机任务让他难以有更多时光，去品味那份二人世界的温馨与甜蜜。
特设师邰起良，年届不惑，原籍东北长春。其身材高挑，头脑清晰，精力充沛，毕业于长春空军地勤学校。在飞机特种设备的维护领域，他堪称科班出身，不仅动手能力出众，实践经验丰富，理论功底亦十分深厚。面对三叉戟飞机复杂的特种设备，专机任务非他莫属。家庭中，他育有两个女儿，而妻子却身体欠佳，长期受慢性病困扰。
潘景寅与飞机合影
潘景寅，42岁，出生在河北省丰润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母亲去世早，是姑妈将他带大的。17岁的时候，解放军四野的部队从村里经过，他扔下为地主放牛的鞭子跟部队走了，后来被选拔为空军航校第七期飞行学员。他执行过很多重要专机任务，人所共知的武汉“七二○”事件中，就是他驾驶伊尔－18飞机将毛泽东主席从武汉送到上海的。在改装三叉戟飞机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又用伊尔－18飞机执行了宋庆龄专机的任务。
众人心中均萦绕着相同的疑问：“他们究竟飘向何方？”每人都多次凝视着手表，时间一点一滴流逝，从1秒到1分钟，再到5分钟、10分钟，直至半小时、一小时。沉默笼罩着大家，无人开口，似乎不知从何说起。这种沉默，仅用“油量”二字便能尽述。尽管无人明言，但飞机上的燃油仅能维持两小时的飞行，意味着飞机必须在凌晨3点前降落。正是这一紧迫的现实，让机组五人守在机械师曾居住的房间内，分秒必争地观察着时间。
如何安排机组人员的去留？
机组人员的去留，仍旧是一桩至今未能完全揭晓的谜题。
毫无疑问，机组成员的变动，由机长潘景寅一手促成。疑问在于，这究竟是潘景寅自主决定，还是受到他人指使？综合多方线索来看，潘景寅是在他人指使下才做出这一安排的，而指使他的人正是林立果。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时期，潘景寅本人恐怕也无法预见到，他竟然为自己铺设了一条通往毁灭的道路。
在那个“九一三”事件的夜晚，山海关的夜幕下，表面上的专机任务似乎一切如常，然而在暗流涌动之下，一切都已悄然生变。在山海关机场不远的北戴河，林彪的住处内，正密谋着一个惊天动地的阴谋，局势变幻莫测。
9月7日，我乘坐三叉戟252型飞机，将林立衡送至北戴河。当晚，她在与弟弟林立果重逢之际，迅速察觉到一架飞机已抵达山海关。在这危急关头，她立即将林彪意图行动的消息，通过林彪警卫团的领导层迅速上报中央。随后，周恩来总理亲自致电叶群，责令彻查三叉戟飞机抵达山海关一事。林彪及其同伙意识到阴谋已被揭露，南逃广州、另立中央的计划失败，遂下定决心，毅然北逃，最终走上叛国的道路。
林立果
林立果等人的北逃计划一经确立，他们最忧虑的便是飞机的准备状况以及九名机组人员的安排。若依照原定计划飞往广州，鉴于系国内航线，尚能以“重要专机”的名义继续欺瞒。然而，一旦转向北逃，再借助“林副统帅”的名号来继续掩饰，无疑是痴人说梦。行窃之心，常怀恐惧。林立果与刘沛丰在空军服役多年，对飞行员们的政治觉悟深有体会。一旦飞机起飞，航向的变动将瞬间揭露他们叛逃的真相，届时，在空中面对九名机组人员，他们无法保证掌控局势。因此，他们通过电话紧急通知山海关机场的潘景寅：务必迅速准备飞机，且机组人员数量越少越好。
当夜，潘景寅除主持机组会议之外，绝大多数时间都留在了调度室主任的私室。他除了处理电话通讯之外，亦与随行的程洪珍女士在山海关机场进行交谈。调度室主任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三部电话，其中一部通体呈红色，专为内部与山海关机场联系而设。按照规定，这红色电话是专供与要紧人物直接沟通使用的。
夜幕低垂，时针指向了9月13日的子夜。潘景寅在接到一通紧急电话后，立刻指示调度室主任联络海军场站，请求派遣加油车辆。零点零五分，潘景寅步出调度室，将三位机械师从睡梦中唤醒。尽管具体交代的细节已无法考证，但种种迹象显示，机长潘景寅向机械师们传达了以下信息：
一、请加油。潘将告知机械师所需添加的油量，这属于飞行业务中的常规职责分配。即便潘未予指示，机械师亦会主动向潘景寅请示。
二、务必迅速将飞机调整至起飞待命状态。观察三位机械师匆忙起床的动作，以及他们身边已不见洗漱用品，这一切无不表明，起飞前的准备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
三、“你们先行前往机场，我将与机组的其他成员商讨航线相关事宜，稍后便会跟上。”虽然原话可能并非如此表述，但潘景寅的意图显然是明确的——避免惊动机组成员。若他未采取此措施，机械师们一旦醒来，便会自然而然地敲响我们的房门，毕竟在平时，清晨起床互相问候已成为他们的习惯。潘景寅并未与机械师一同前往机场，而是悄无声息地返回了调度室主任老李的房间。老李并未意识到潘仅仅唤醒了三位机械师前往机场，而其他机组成员仍在沉睡，否则他或许会向潘提出疑问，甚至亲自外出将我们唤醒。
三位机械师抵达机场后，发现油车尚未抵达，便趁机对飞机进行了全面检查。他们逐一拔除了飞机上的堵塞物、堵盖、插销以及布套，并移除了所有活动舵面上的夹板，以及两台发动机上的防护罩。在此过程中，机械师李平注意到油车已停靠在飞机右机翼前方，于是他急忙上前采集油样，并着手为飞机加油。
自机械师起身至今，已逾十几分钟，而机组其余成员尚未抵达，这一时差已引起了机械师们的关注。对于他们而言，唯有向潘景寅寻求解答。然而，令人不解的是，此时机长潘景寅的身影依旧未见。
此刻，潘景寅正身处调度室主任的私人办公室。在那一时段，他本有充分理由唤醒机组的其余五人。然而，他非但未主动发起唤醒行动，反而积极阻挠他人试图将机组唤醒。他严守三台电话，同时严防调度室主任，确保机械师无法通过电话联络我们。依据北戴河林彪住所至机场的大致距离（约40公里），推断林彪等人已于潘景寅拨打电话请求加油车时启程。在这段固定的时间内，潘景寅巧妙地布局了机组去留的决策，其精心策划、精准执行，无懈可击。
我与领航员及机械师们的居所仅相隔一堵墙壁。众所周知，我睡眠极为浅薄，哪怕房间内灯光微亮，亦难入眠。然而，当三位机械师清晨起身之际，竟未察觉到丝毫声响。
“即刻驱散阴谋加害林副主席的势力，迅速撤离油车，我们必须即刻启程！”同时大声呼喊：“誓死保卫林副统帅！”
紧随其后下机的是林彪。而末位步出机舱的则是林立果，他紧握着手中的枪械。由于飞机舱门旁并无高大的登机梯，仅有一架可折叠的便携式梯子。林彪正是在众人合力抬起与推下的过程中，艰难地攀爬上飞机的。
潘景寅在耳畔传来招待所外汽车的轰鸣声中，匆忙离开了调度室。抵达机场后，他毫不犹豫地登上了飞机。由于宿舍与机场停机坪相距仅百余米，不久便抵达了目的地。此刻，特设师邰起良目睹首长已至，而机组人员还有大半尚未到场，便立刻放下手中的事务，匆匆拿起停机坪左侧场边的一台电话，与调度室取得联系，语气急促地喊道：
“首长已至，机组为何尚未抵达？”这时，调度室主任老李在接到邰起良的电话后，也是一惊非小，这才意识到并非所有机组人员已到位。待他匆匆跑出门外，用力敲响我们的房门，悲剧已然发生。
此时，山海关场站的佟参谋长已接到不得起飞256号飞机的指令，即刻从海军调度中心疾步奔向256号飞机，预备将禁飞命令转达给机长。然而，在飞机旁并未见到潘景寅，只见邰起良正在通话。参谋长便将禁飞指令告知邰起良。此刻，参谋长观察到邰起良双眉紧锁，面露焦急，竟木然伫立，彷徨失措。正当此时，林立果快步走到电话机旁，催促邰起良迅速登机。邰起良边走边频频回首，心中迫切希望机组人员能即刻到来。林立果手持手枪，最后一个登上飞机。已登机的叶群等人还将头伸出驾驶舱窗，命令位于右机翼前的加油车立刻驶离。紧接着，便是我在跑向停机坪时目睹的那一幕。
尽管油车尚未完全驶离，飞机却急切地开始滑行，不幸的是，其右机翼末端勾住了油车顶部的把手，导致机翼尖上的红色航行灯受损，灯罩碎片随之散落，遍布停机坪。
观察表象，我们见到的是机组仅余的四人匆忙中提着裤子奔出，他们未能及时登机。然而，真相却是潘景寅事先精心筹划，刻意将我们撇下。若非邰起良的电话铃声，我们或许还在沉睡之中，除非飞机引擎的轰鸣声将我们从梦中唤醒。
潘景寅机长精心策划并执导了“九一三”之夜山海关机场那场引人入胜的戏剧性场景，为共和国的专机历史书写了一页难以忘怀的篇章。在“林副统帅重要专机任务”的荣耀光环之下，他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独自驾驶飞机升空，以自己的行动捍卫了林副统帅，却也因此走上了绝路，成为了牺牲者。
随后，上级相关部门在核实人员数量时屡次询问：“我们的机组共有多少人？有多少人已离队？剩下多少人？”这一问题看似简单却充满严肃。后来方才了解，他们在确认温都尔汗坠机事故现场发现的9具遗体时，因林彪座车司机身份一时难以确认，便急于从机组幸存者中寻找线索。机组原本在北京飞往山海关途中共有9人，林彪座机起飞后，剩余4名男性和1名女性，共计5人。如此简单的算术问题，即便幼儿也能轻易解答。
1980年年底，根据邓小平接见外宾时的一句话精神，经过潘景寅家人一年的奔波，争取到给机组4位遇难者定性为“随飞机坠毁死亡”的结论，不算烈士，也不是叛徒。林彪事件10年之后，总算可以告慰长眠于异国他乡荒原下的4位战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