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风案”铁骨阿垅：宁可压碎，绝不屈服

2025-08-04 18:50

摘要：

在参与“胡风案”过程中，我亦对某些“胡风派”人物的资料持有疑问，并对某些原本被划为“胡风派”的人进行了事实调查后的公正处理。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阿垅的勇气与洞察力令人敬佩。从胡风事件至“文革”期间，事件的发展轨迹似乎应验了阿垅的预见。然而，在中国新生伊始的土地上，由于“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狂热与愤怒，又有多少人能理解阿垅的观点呢？

一、他入国民党军两次

“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堪称建国初期最为重大的冤假错案，直至1980年9月，党中央方才对此案作出平反昭雪。在这起冤案中，2100余人无辜受到牵连，其中便包括了胡风“七月诗派”的核心成员——阿垅，他亦是“胡风反革命集团”中最终被判刑的三位成员之一。

阿垅

阿垅，生于1917年，出身于一个城市中的贫民家庭，早年仅受了几年的私塾教育，随后又完成了几年的高小学业。然而，由于家境的贫寒，他不得不早早地踏入社会，开始谋生之路。在青年时期，阿垅怀揣着实业救国的崇高理想，考入上海的中国公学经济部继续深造。恰逢其时，上海爆发了“一二八”事变，日军以炮火猛烈轰击吴淞口，阿垅就读的学校几乎遭受了日军炮火的摧毁。

阿垅的心灵深受此次变故的强烈冲击。他深刻意识到，若一个国家缺乏坚实的军事力量，便难免遭受他国的侵略。若国家不复存在，所谓的“实业”又有何意义？因此，阿垅决定中断学业，投身黄埔军校，选择了第十期步兵科进行深造。1936年，阿垅圆满完成军校学业，随后被分配至国民党第八十八师，担任见习排长一职，从而开启了其被后世认定为“国民党军官”的职业生涯。

阿垅是如何成为国民党军官的？

1937年，“八一三”抗战爆发之际，阿垅所隶属的部队被紧急派遣至闸北前线执行防御任务。在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中，阿垅不幸面部受伤，随后被送往后方医院接受治疗。尽管身处医院，但前线的炮火声依旧在耳边轰鸣，让阿垅坐立难安。他心中充满了对那些与他并肩作战、英勇无畏的士兵们的深切思念，这股激动之情难以平复。与此同时，国民党高层在军事指挥上的无能也让他倍感愤怒。于是，他毅然拿起笔，将自己的亲身经历与内心感受倾注于笔端，创作出一篇篇生动的战地特写。

完成稿件后，阿垅面临选择投稿的刊物。在众多选项中，他最终选择了由胡风主编的出版物。胡风在收到稿件后感到十分兴奋，那些充满前线战火气息、洋溢着热血与激情的作品，令他深受触动。阿垅的《闸北打起来了》、《从攻击到防御》等战地特写，一篇接一篇地在胡风主编的刊物上亮相。这些作品带着战场枪炮的回响，一经发表便获得了出人意料的关注。随后，胡风将这些作品汇编成集，纳入他编辑的“七月文丛”，并以《第一击》为名出版。

就这样，阿垅这位青年战士，带着为民族抗争的浓烈气息，踏入了我国文坛的行列，并与胡风结缘，频繁地通过书信交流心得。胡风对阿垅那份充满热情与真诚的个性给予了极高的赞誉，对这个曾在前线浴血奋战的青年军人抱以深厚的喜爱与信任，两人遂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即便是在后来阿垅因胡风事件而遭捕，并被判与胡风一同服刑，他亦未曾对自己的结识胡风一事有所懊悔，亦未曾屈服于残酷的境遇之下，直至生命的终点。

阿垅至武汉与胡风会面。阿垅向胡风表达了自己渴望前往延安投身革命的心愿，并倾诉了对当时国民党军队内部腐败现象的强烈不满。胡风闻言，便为阿垅安排了与周恩来秘书吴奚的会面。吴奚对阿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决定伸出援手，协助他前往延安。在延安学习完毕后，阿垅计划重返国民党部队，投身于情报与统一战线的工作之中。

按照既定计划，为规避国民党特务的追踪，阿垅不得乘坐汽车或轮船，唯有独自徒步从衡阳前往西安。1938年11月，历经漫长的跋涉，阿垅抵达西安，随即前往八路军办事处寻求帮助，随后被秘密转移至延安，并在那里进入了抗日军政大学接受教育。在抗大的一次军事训练中，阿垅不幸遭受眼部伤害，遂前往西安接受治疗。

此刻，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发起了一场旨在展现全国人民抗日精神的征文活动。阿垅借此机会，创作了一篇深刻反映南京大屠杀惨状的力作——《南京》，并荣获了一等奖的殊荣。

待阿垅的视力恢复如初，却无奈无法重返延安，盖因国民党封锁了通往延安的西安至延安的交通线。

1941年，阿垅在焦虑中度过了不短的时光；无奈之下，他只得返回重庆。得益于黄埔同学的帮助，他被推荐进入国民党军政委员会军令部，担任了少校参谋的职务。随后，他顺利考取了陆军大学，并在毕业之后成为一名军事战术教官。

阿垅曾两次投身国民党军队，然而这两次经历却有着本质上的差异。初入军旅，他满腔热血，怀揣着报国的热忱；而第二次，他已在延安接受了革命思想的洗礼，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国民党军队中，他积极通过各种途径，为中共提供情报支持。

阿垅的“交代”

在追查胡风案件相关人员的过程中，公安部意外发现了一封阿垅于1946年7月15日从重庆的“山洞陆军大学”寄往胡风的信件，该信件被定性为“反革命”信件。然而，在审讯中，胡风与阿垅均坚称自己与此事无关。

这封信里有如下的一段内容：

放眼全局，此处洋溢着满满的乐观气息。那么，不妨也让我们一同保持乐观。三个月足以击溃敌军主力，一年之内便能彻底肃清。曾几何时，我曾召集独立营长以上的将领召开会议，进行训话，我的自信也极大地鼓舞了在座众人。与此同时，我们的机械部队正空运至济南，反战加部队则被空运至归绥。既然已经下定决心，那就一鼓作气，将脓疮彻底排出！

这段文字，随后被纳入“胡风反革命集团”第三批材料的行列，并于1955年6月10日通过《人民日报》予以公之于众。据《人民日报》的编者所阐释，阿垅此处提及的“他”，实则指的是蒋介石。基于这一解读，那位对事实真相一无所知的“编者”，在室内对信件中的该段文字附上了一则看似“令人信服”的按语：

在这份材料中，我们得以窥见被胡风誉为“十余年执着追求革命”的阿垅，以及自诩追随革命二十载的朝风的真实形象。在致胡风的一封信中，阿垅对蒋介石于1946年7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的反革命内战表现出极端乐观的态度；他坚信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主力”只需“三个月便可击溃”，一年之内即可彻底肃清；对于蒋介石的演讲，他竟恬不知耻地大肆吹捧，称其“自信”足以鼓舞人心。阿垅将人民革命力量视为“脓疮”，认为“必当排除”，主张对人民革命力量的进攻必须坚决彻底，实行“一不做，二不休”的方针！

如此的一段按语，的确能让人们为之一惊，背浸冷汗。这封信成了胡风和阿垅被定为“反革命”的主要罪证之一。为了让人们弄清这封信中这么几句话的背景，编者还在这里对阿垅作了这样的介绍：

阿垅，又名陈亦门或陈守梅，系浙江人士，早年身为国民党军官。抗日战争初期，他潜入延安的抗日军政大学，逗留数月，并未奔赴前线，转而投奔胡宗南的“战干四团”，担任少校军事教官。此信是他于一九四六年七月于重庆山洞陆军大学期间所撰，信中透露他已经从胡宗南麾下转至此处接受训练，且计划毕业后担任战术教官。所谓的“山洞”，不仅地处蒋介石陆军大学的所在地，亦是蒋介石在重庆居住期间的主要住所。

本段文字中，末尾却将阿垅因受伤前往西安就医的情节，篡改为其前往胡宗南麾下担任教官，从而未赴前线。此外，还无端地将阿垅所就读的学校位置与蒋介石的住所毗邻，似乎刻意描绘阿垅与蒋介石宛如邻里。如此一来，刚摆脱束缚获得自由的人民，怎能对你这个阿垅网开一面呢？传闻周恩来曾对阿垅被指控为“反动军官”一事表示过质疑，然而，这一质疑并未能改变阿垅最终的命运。

“文革”后公安部对这封信中涉及的事情进行了复查，最后得出的结论与报上所说的正好相反。 1980年公安部给党中央关于胡风案件的报告中是这样写的：

阿垅在给胡风的信中，详细列举了蒋介石的军事部署。他接着说，脓疮终需排出，尽管表面上声称反共，实则他所言不过是揭露蒋介石当时正密谋内战。依据阿城后续提供的情报，阿垅与胡风的辩解显得合情合理。

一位曾为革命立下赫赫战功的英雄，竟沦为历史长河中的“罪人”。

胡风

面对这股来势汹汹的“政治攻势”，阿垅坚守立场，拒绝弯腰屈膝，毅然决然地站出来进行抗争。他言辞坚定地表示：“我致胡风的那封信，旨在揭露国民党意图挑起内战的决心，正处于‘磨刀霍霍’的阶段。我所反对的，正是国民党及其蒋介石，我关心的是中国共产党和左翼同仁，出于革命大义，我才撰写此信。然而，这些‘材料’却恶意曲解，将这封信的表面形式当作‘反对’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证据公之于众！这种行为既可耻，又令人悲哀！”

在《交代》一文中，阿垅如此言道：“同志们，作为唯物主义者，你们为何未经过深入调查，便草率地将革命同仁定性为反革命？你们的唯物主义精神似乎已迷失了方向……”

阿垅在涉足文学创作之初，是否预知了自己的命运轨迹？正如他在早期诗作《白色花》中所述：

要开作一枝白色花——

因为我要这样宣告，

我们无罪，

然后我们凋谢……

今日的青年，尤其是那些享有广阔创作空间的年轻作家们，或许难以体会阿垅所怀的这般情感。然而，我，作为一名历经那场政治风浪的老者，一位曾参与过对该案件相关情况调查与审讯的当事人及见证者，每当吟读这些诗句，泪水便不禁夺眶而出！

正因如此，胡风对他深信不疑，在其所提供的材料中明确记载：

……那段时间正值和谈与军事调解之际，然而蒋介石却暗中疯狂筹备，意图挑起内战。我在陆军大学求学，身边有几位同学在军界任职，他们得知信中所提及的种种，便迫不及待地告知了我。为了确保信件不被查获，他们特意采用了隐晦的言辞，但作为收信人，我一眼便能感受到其中所蕴含的严峻战斗气息。

1．向我揭示了蒋介石发动内战的罪行：短短三个月便击溃了主力，一年之内得以彻底肃清——此乃其既定计划；独立营长以上的会议，他自信满满地进行动员讲话——这是正式的战前动员；两个关键的军事部署与行动——它们构成了军事斗争的核心。

2. “那么，不妨乐观一番。”这句话蕴含着尖锐而冷峻的讽刺意味，其中“一番”一词的运用尤为突出，淋漓尽致地展现了其犀利与深刻。

3．所谓“他的自信……”此类表述，实则蕴含着一种冷峻的讽刺意味，既陈述了事实，又透露出写信人内心的警惕。以“他”指代蒋介石，既非敌意身份的称呼，亦非直接呼其名号，然而至少也体现了一种对峙的情感。正是“他”字所引发的特定“词感”，使得写信人的敌意情绪得以充分流露。收信人自能明了，“他”所指之人。

4. “一不做，二不休，脓疮终须溃破！”……这番话流露出了对这一军事计划深切的憎恶之情（人民武装必定勇敢地迎战来犯之敌）。那些由空运而来的反动部队，其命运必然是走向毁灭，必将如同脓液般被驱逐出解放区，被排除在广大人民群众之外！它们如同毒菌，必然化为脓毒，因此，唯有被驱逐出去，别无他途。此处的文字布局也揭示了“脓”一语双关，指的就是那些空中派遣的武装力量。

5. 详细情况已告知组织的相关人员，并明确写信告知我，如今回想，我确信无疑：他的意图是让我将这一情况转达给组织。

晓风回忆，据她所知，阿垅曾经给中共和解放军提供过许多重要的情报，这其中包括：

——大约在1933年至1934年期间，阿垅委托绿原，将一捆装有关于国民党部队编制、番号及其部署地点的册子，转交给胡风。胡风随后将这些资料转递给了地下党组织。

——在1947年，阿垅从同事周某那里获悉了国民党针对山东沂蒙山区的“左轴回旋”作战计划，他立刻通过胡风，将这一重要情报转交给地下党组织的廖梦醒同志，进而由她传递给了我们军队。正是由于阿垅的及时情报，我军在孟良崮战役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王增铎同志曾提及，在审查“胡案”的过程中，廖梦醒同志与张执一同志均证实了阿垅通过胡风传递军事情报的事实。此外，公安部也从中央的历史档案中查证了当时的情报内容。

——在1948年，阿垅五度从军校的同窗好友蔡帜甫处搜集到了有关国民党部队的军事调动、军队番号、驻防地等重要情报，并通过地下党的郑瑛同志将这些资料传递给了我们军队。1955年，郑瑛同志亦曾多次撰写材料，对上述情况进行了佐证。

——在1948年至1949年春季期间，阿垅成功地说服了蔡帜甫，多次将他所掌握的国民党军事部署、武器配置等关键资料，通过杭行（罗飞）之手，转交给了领导他的地下党员甘代泉同志，进而传递给了上海地下党组织。杭行与蔡帜甫对此均有多次证实。

——在1948年的隆冬时节，方然同志将蔡帜甫先生所提供的百余份浙江全省军用地图转交至我浙东游击区，此举极大地助力了浙江地区的解放战争。蔡帜甫先生亦对此事予以了证实。

……综上所述，这一切无不昭示，阿垅正是巧妙地以“反动军官”的身份，为革命事业默默奉献。

我可以被压碎，但决不可能被压服

1947年秋，一个风和日丽的九月午后，在上海震旦大学执教的贾植芳教授返抵住所时，突遭国民党当局拘捕。闻此噩耗，胡风立刻展开营救行动，四处奔波打探。他最先联想到的，便是阿垅。经公安部调查，发现胡风于1947年9月26日从上海向阿垅寄出的一封信。信中，胡风沉痛地倾诉了自己的忧虑，言辞之间，满是关切与愤慨。

………此人正是陈卓，他曾在去年担任过北平警局局长一职。望您能立刻与他取得联系并委托此事。至于直兄，至今音信全无。然而，我可以向您保证，他与此类姻缘毫无瓜葛，这一点您可以向陈卓汇报。我怀疑此事是那位寄居他家的女子（近期两人关系紧张）所为，一方面是因为她提到了信中提到的学生之事，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她一直以文人自居，仅此而已。请您立即着手调查（疑点在“中”字处），并让他们返回。若遇到任何困难，也请务必先让太太回来，毕竟她只是个家庭主妇，将她留下实在可笑至极。

胡风信中所提及的“陈卓”，实则指的是陈焯，曾任北平警察局长之职；“直兄”则是对贾植芳的亲昵称呼；至于“中字处”，乃是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别称，即中央统计调查局的简称。贾植芳不幸被国民党当局逮捕，胡风随即致信阿垅，恳请其伸出援手进行营救。这一行为充分揭示了胡风与阿垅之间非同寻常的深厚友谊。

作家贾植芳

《人民日报》将胡风与阿垅的这种关系后来解释为：“胡风揭露，贾植芳于1947年因误会而被国民党当局错误逮捕。据胡风在致阿垅的另一封信中所述，误捕的缘由在于贾植芳所居之处，在入住前已有学生使用过，他亦使用了他们的信箱。”胡风向阿垅致信，恳请其寻找陈焯，并向其“汇报”情况，胡风本人亦“担保”贾植芳与革命事业“毫无瓜葛”。从这些信件中，我们可以窥见胡风及其所属集团成员与国民党特务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联系。

面对国民党的恶劣势力，不惜以生命为代价营救同是进步人士的朋友，不料《人民日报》的编者对其事迹进行一番“拔高”，事情的性质随即发生了转变。

1947年9月28日，胡风再度致信阿垅，传递了最新的资讯：

昨日，直兄太太已返家，电话中提及，因住所曾接待过学生，陈来电予以证实，她便可顺利归来。她自是会亲自联系陈，若你们与陈关系融洽，不妨也催促一下。我总觉得，事情尽早解决为佳，以免夜长梦多。

此信中提及的“陈”，自然依旧是指国民党情报机构要员陈焯。信中，胡风再度敦促阿垅寻找途径与陈焯取得联络，以期加快陈焯释放贾植芳的进程。

经过两日的沉淀，直至1947年10月1日，胡风再度致信阿垅，分享了他探望贾植芳夫人任敏所经历的点滴，并再次迫切地催促阿垅协助寻找人手。从他言辞中，不难窥见胡风对此事的高度关注，以及对阿垅所寄予的厚望。

信中亦涉及了有关国民党特务组织的一些问题：“……前日我曾探访了任敏。情况显然并无大碍——仅涉学生之小事，他们对任敏颇为礼遇，（尚不清楚他能否即刻归返），此事牵涉中字机关，她在当地搜寻相同机关的成员。”在信中，胡风对阿垅隐晦地表示，唯有借助中统人士的力量，方有可能促成贾植芳的迅速获释。然而，阿垅并不相识于陈焯，因此未曾尝试与他接触。

胡风与阿垅又怎料到，这封寻常的信件，竟在岁月流转后，被某些人恶意地牵连到他们与从未谋面、亦无往来的国民党特务陈焯之间，成为了他们与国民党特务勾结的所谓铁证，令他们百口莫辩。

胡风与阿垅在他们的陈述文件中反复澄清了此事。胡风声称自己与陈焯素未谋面，若有所交往，理应亲自前往，何须跨越千里写信向阿垅求助？

阿垅实证真相。

我或许可以被摧毁，却绝不会屈服。

阿垅被捕之初，情绪激烈，坚信所指控的罪行与事实不符。仅凭几封寻常的通信，便被定性为“反革命”，此举既违背常理，亦不符合法律规范。显然，这是有人蓄意为之，意在向人民撒谎。然而，他们却断言“谎言的寿命是短暂的”。他曾多次对《人民日报》的编者按发表己见，甚至在审讯中与审问者发生争执，慷慨激昂地疾呼：“任何政党若是对人民说谎，其道义基础便随之瓦解。此外，这种欺骗的错误行为若不加遏制，将不断蔓延和积聚，由量的累积至质的转变，从逐渐演化至突发剧变，遵循辩证法则，终将自食其果……”

在参与“胡风事件”的过程中，我对部分所谓“胡风分子”的资料产生过质疑，并且依据调查结果，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处理了部分原本被误定为“胡风分子”的个人。在那个特殊的政治环境下，阿垅的勇气和洞察力令人敬佩。从胡风事件延伸至“文革”时期，事情的发展似乎正应验了阿垅的预言。然而，对于刚从动荡中走出的新中国来说，那场由“胡风反革命集团”引发的狂热和愤怒，又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阿垅的观点呢？

这份无端加之的指控，直至1980年公安部进行的重新审查报告中，才终于得到了正本清源。

公安部报告指出：

胡风曾致信阿垅，希望能借助陈焯之力营救被国民党当局拘捕的贾植芳。然而，经过核实，陈焯与胡风及阿垅均无相识之实。1947年9月，胡风为解救被国民党逮捕的贾植芳，回忆起贾曾提及与陈焯相识，于是写信让阿垅设法寻求陈焯的帮助。因此，所谓的胡风、阿垅与陈焯之间的“亲密关系”，实则并非事实。

1954年，我国知识界掀起了对胡适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广泛批判运动。在此之前，批判的锋芒已首先指向了阿垅的文艺见解，进而触及了胡风的一些文艺观念。阿垅似乎有所预感，遂于同年11月15日致信胡风，倾吐了自己的诸多思考。此信后来不幸被公安机关查获。在信中，阿垅言辞真挚地写道：

……此项运动将持续一年至两年之久，旨在全面清算以胡适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术思想。

文艺方面亦然。

因此，我深知在处理“日程”问题时，首要之务是先达成共识，进而付诸实践。以下两点至关重要：一方面，日程安排必须与整体步骤相协调，避免产生冲突；另一方面，我们需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被纷繁复杂的情况所迷惑，以免延误问题的提出。这一过程中无疑充满了矛盾与挑战。

若与整体流程相悖……众人自不能轻率地断言其错误。然而，此举恐怕会引发其他障碍，干扰事业的推进。

若陷入迷雾般的遮蔽，未能及时提出问题，同样可能导致事业受阻。

要了解研究情况，

依总步骤调整我们的步骤。

刘兄也许有帮助。

这封书信，或许正是后来被认定为“胡风反革命集团”秘密联络的关键证据。信中所述内容，恐怕唯有胡风本人方能洞悉其真意。此信后续经《人民日报》编者的“放大”，竟演变成一项严重的“反革命”罪状。

“日程”指胡风集团在文化界批判胡适期间的活动计划。在这个反对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斗争面前，胡风集团的反革命活动遇到了困难。他们憎恨这个斗争，把这个斗争说成是“烟雾”、“烟幕”，但是，他们又不敢公开地反对这个斗争。因此，阿垅为胡风献计：“需深入了解研究局势”、“应巧妙地调整我们的行动步伐以契合总体策略”，实则是在暗示，我们应在表面上顺应斗争态势，趁机对党组织发起进攻。

“刘兄”之称，实则指代卢甸。恰逢卢甸抵达京城，他协助胡风精心策划了一场旨在颠覆的革命行动。

在上述解释之后，紧随其后的编者按语更是将胡风与阿垅之间的联系描绘得“淋漓尽致”。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批判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斗争显得尤为关键和迫切。有人尽管自诩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却对批判唯心主义的斗争持轻视态度，甚至声称自己并无唯心主义倾向，或与胡适无关，因此选择回避这一话题。然而，胡风集团却对此给予了高度重视，并致力于研究应对策略。他们所面临的“矛盾和困难”恰恰证明了批判唯心主义的正确性。难道在革命队伍中，也会存在“矛盾与困难”吗？

文章措辞坚决，明确表态——那些声称存在“矛盾与困难”的阿垅，显然已不再被视为人民的一份子。正如编者所阐述，人民是不会遭遇此类问题的。他已被定性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与胡风结成一体，这种关联难道是无关紧要的吗？既然阿垅与胡风间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那么对阿垅的批判行动，对于胡风集团又将产生何种影响？

阿垅的案情直至“文化大革命”前夕的1965年方才得到审理，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

1967年，阿垅不幸病逝，终未目睹胡风事件的落幕及自己冤案的昭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