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斥江青：是非窝，尽伤人！

2025-08-09 06:15

训斥江青：“是非窝，尽伤人！

江青言辞犀利，如刀割人心，常使他人深受伤害。待我离世之后，恐怕世人会将她置于死地。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

那些曾在中南海丰泽园工作过的同仁，在提及江青时，无不愤慨之余，又不禁摇头长叹。当年，她肆虐横行，祸国殃民，身边的员工几乎无一幸免，对她心生怨恨。然而，在那个时代，众人对她却只能束手无策。

自“四人帮”被粉碎以来，大量揭露江青罪行的文件、书籍和文章纷纷涌现，其数量之众，可谓浩如烟海。

深入剖析，江青这位祸国殃民的历史罪人之所以能跻身中国共产党最高层的政治舞台，并带来巨大的灾难，既是长期封建社会遗毒的恶果，也是她个人在旧社会黑暗、腐朽的生活中形成的扭曲心态，与后来所获得的特权地位相互交织、加剧的结果。

唯物主义的核心要义之一，即在于存在决定意识的观点。个体的思想观念，深受其所处社会环境的影响与塑造。

江青，生于山东诸城，并非天生邪恶。然而，她的少年时光却沉浸在旧封建家族的恶劣氛围之中。加之，她年轻时踏入的十里洋场，彼时已是藏污纳垢之所，这些都为她的人生初期留下了深刻的负面印记。

学生李云鹤

江青（1914～1991），本名李云鹤，诞生于一个封建地主家庭。由于她的母亲身份低微，身为小妾，她在青少年时期饱受周围人的歧视，这导致了她内心滋生出叛逆与虚荣的双重性格。

成年之后，李云鹤与一位名叫章泯的青年男子一同离家出走。

此后，深受进步思想的熏陶，1932年，在青岛，她与当时的地下党领导人俞启威（即后来成为天津市委书记、中央委员的黄敬）喜结连理，并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不可否认，江青在青少年时期，即名为李云鹤之际，对当时的社会黑暗抱有强烈的不满。这一点，从她在山东青岛与俞启威结识并投身革命活动，以及她在30年代初期短暂加入共产党组织的经历中，均可得到充分印证。

1931年，任职于青岛大学图书管理员的李云鹤（图中红圈标注），身旁第三位戴着眼镜的是著名学者梁实秋。

江青入党伊始，青岛的党组织便遭遇重创。在白色恐怖笼罩之下，她再度离党，逃往上海，甚至主动办理了自首手续。此后，她与国民党“复兴社”特务崔万秋建立了联系，并由此成为了崔万秋等人扶持下崛起的话剧及电影明星。

崔万秋素来擅长两面之术，故而亦对江青参与某些进步活动持宽容态度。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江青一度遭受了国民党“中统”特务机构的拘捕。她的自首及出狱事宜，均由赵玉珊一手操办。

江青与唐纳

自踏入上海的那个独特圈子，以“蓝苹”为艺名的江青，便在当时的晦暗社会氛围和艺术领域内，沉溺于奢靡的生活。她成为了旧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一个产物，深受十里洋场中封建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作风的浸染。同时，她与黑社会势力以及国民党特务机关纠缠不清，长期游走于江湖之间，成为了一个独特的存在。

蓝苹与王莹（左）

昔日，上海各大报纸曾揭露过那位艺名“蓝苹”的三线影星诸多不端行径，这些丑闻无不彰显了她恶劣品行的缩影。

在上海的演艺圈里，江青也曾遭遇过困顿，她所居住的亭子间夜晚时常有陌生男子出入。

一次，一位男子对她痛下毒手，那位被称为“蓝苹”的小姐遂发出呼救，同楼的保姆秦桂贞闻声赶来施救，不幸自己也遭受了伤害。

面对缺钱之虞，甚至饥馑难熬的时刻，秦桂贞总伸以援手。在江青即将告别上海之际，她满怀感激地许诺：“他日，我必当相报。”

如何“报答”呢？

全国解放之际，江青深恐昔日的劣迹被人揭露，虽对秦桂贞心怀警惕，时刻留心，却自此断绝了来往。

随着“文革”的拉开序幕，江青立刻联络吴法宪，示意将其逮捕，长期监禁。

这种恩将仇报的行为，显露出了心理扭曲到了何种地步！

在描述宋代小说《水浒传》的篇章中，提及清风寨的官员刘高之妻不幸被匪徒掳走，意图成为“寨中夫人”。幸而，宋江及时出手相救，使其幸免于难。

刘夫人事后深感不安，生怕那场险些沦为他人掳掠的经历外泄，于是，在遇到宋江这位救星之后，她并未表现出应有的感激之情，反而要求丈夫将他拘禁，甚至图谋加害。这皆因她对于声誉受损所承受的精神压力，远胜于对感恩这一道德准则的负担。

江青与古代那些封建贵族女性的心理，实则如出一辙！

叶露茜与赵丹，蓝苹与唐纳，杜小鹃与顾而已。后排则站立着证婚人，他们分别是：郑君里、沈君儒、李清。

随后，参与审判江青的成员们对她的生平品质进行了归纳总结，得出的一致评价是：

为了取悦某人、笼络某人、或是利用某人，她不惜动用所有心机，竭尽所能地运用各种手段，借助种种假象以实现目的。而当她攀登到一定的地位后，便开始役使他人，折磨他人，仿佛展示着她手中握有他人命运的生死大权。

1937年，江青踏入革命圣地延安。然而，组织方面并未对其过往经历进行深入审查。当时担任社会部长、且与江青同乡的康生，出于职责所在，代为掩盖了她那段在延安之前的历史，以及她在上海时期的生活作风之颓废。

鉴于历史缘由及此次的庇护，她与康生的关系尤为紧密。

江青很快通过演戏、提问题求教，混到刚刚妻子出走的毛泽东身边，并取得了好感。

此类人物虽在表面上展现出对进步的渴望，但其内心却潜藏着极其恶劣的阴暗面。这样的人能够跻身毛泽东的身边，并在1938年秋季成为其夫人，实乃历史的悲剧。

江青，出身于演艺界，自婚后数年间，她在文娱领域为毛泽东的生活增添了不少欢乐。

在20世纪90年代末期，关于张闻天夫人刘英的记载逐渐浮出水面。她于1940年自苏联返回延安，拜访毛泽东之际，注意到这位新婚夫人对主席的关照无微不至，与个性鲜明的贺子珍形成鲜明对比，因此不吝赞誉之词。

毛泽东高兴地拍了腿。

“刘英同志，你真是个知心人，还请多多为我宣传一番！”

毛泽东此番强调“多宣传”，实是鉴于延安众多新旧同仁对此事热议不绝，期盼刘英能够予以阐明。

卫士李银桥回忆道，在战火纷飞、环境恶劣的战争岁月里，江青凭借其文艺才能，为毛泽东及其身边的战士们带来了精神上的休憩与放松。1947年，部队转战陕北，众人都身心疲惫，或蹲或站，或拉一把小凳子倚墙而坐，聆听一段京剧清唱，或是猜上几个谜语，实乃莫大的慰藉。

在陕北岁月，毛泽东时常因过度紧张与用脑而痛苦地用手抚摸额头，用力揉搓，闭上双眼，长叹一口气。

此刻，江青取出了她自上海带来的那台手摇式留声机，为毛泽东播放了几张京剧的唱片。

历经那段困苦岁月，唱片在手中反复摩挲，每当一曲终了，毛泽东总能感受到精神上的舒缓与宁静。有时，他还会心满意足地点头轻吟。

“再放一遍。”

然而，当时始终陪伴在毛泽东身边的李银桥回忆称：

江青虽彰显出其多方面的才华与优势，却也频繁展现出其品质与性格中的瑕疵与不足。

这些不足与缺陷似乎天生注定，根深蒂固，难以撼动，且愈发加剧，最终在毛泽东的情感世界中留下了难以弥合的裂痕。

江青，出身自上海，沐浴在现代文明的洗礼之中，这或许并非全是坏事。

她怀揣着深入工农群众、与广大工农兵群众融为一体，心心相通的强烈愿望。

然而，她的骄傲自大、爱出风头、坚忍不拔的自我表现，以及对高人一等的渴望，让她始终未曾真正考虑过他人的感受，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使她与普通群众始终难以“融为一体”。即便如此，她与丈夫毛泽东的感情也未能达到和谐融洽、心灵相通的境地。

当时，从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中，便可窥见江青极端狭隘与自私的品格。她一旦境遇改善，便沉溺于享乐，且渴望凌驾于他人之上。

譬如，毛泽东繁忙于工作之际，她时常感到无所事事，便转向警卫员寻求娱乐，一同玩起了扑克牌。

在那个革命的队伍里，推崇的是平等精神，无人刻意让她获胜。然而，一旦她落败，竟声称对方作弊窥看了她的牌，为此事竟向毛泽东提出要将赢牌的警卫员从其工作岗位上移除。

对于阿姨在针线活这类细小事务上有所疏忽，便不吝当面指责，甚至出口伤人，言语中带着羞辱的嘲讽，令她不堪忍受，不禁泪流满面。

随着中央机关生活水平的提升，江青再次显现出她的骄纵之气。自陕北迁至西柏坡，她的住所配备了电铃，而她也愈发习惯于通过按铃唤来卫士。无论事务大小，亦不论自己能否亲自处理，她总是吩咐卫士代为操劳。在她看来，役使他人似乎成了一种乐趣，一种身份的象征，亦是对新生活方式的一种确认。

江青轻按电铃，卫士张天义立即急匆匆步入屋内。只见她慵懒地指向他，吩咐道：“将暖水袋递给我。”

实际上，江青所用的暖水袋便安放在她的床榻之上，只需轻轻一动，便能触手可及。然而，她却更倾向于按下电铃发出指令，而不愿稍微欠身一遭。

张天义对这件事深感忧虑，归途中对李银桥提及，那人心态逐渐变得过于随意，频繁对他人指手画脚。

对此，毛泽东当时屡次气愤地斥责她道：“你竟始终无法摆脱那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在诸多事宜中，江青仍旧保留着昔日在上海滩十里洋场所养成的那份作风，时不时地会撒泼施压。

据曾任毛泽东、周恩来身边警卫副官的龙飞虎回忆，1947年3月，当国民党军队逼近延安之际，毛泽东直至最后时刻才决定撤离。江青随即情绪激动地要求立即启程。

毛泽东和颜悦色地反复安抚，言辞间透着从容，而江青却突然失声痛哭，哭诉道：

“你自然不必心急，到了危急关头，总有人会主动将你搀扶着奔跑！又有谁会来关心我们呢？”

毛泽东怒火中烧，猛地一拍桌子，将桌上的水缸狠狠摔至地面，怒吼道：“滚！立刻给我离开！”

李银桥及其他警卫人员一致表示，每当江青遭受毛泽东的斥责，她总是身着外衣，匆匆走出窑洞，泪流满面，径直奔向周恩来的住处。

每当她与毛泽东之间产生争执，她便会向周恩来倾诉衷肠。周恩来擅长化解纷争，常常能够调解双方关系。当时她这样做，主要是为了确保毛泽东的工作不受影响。

实际上，周恩来对江青并无好感，然而他恪守组织纪律，从不私下评论他人，与延安其他领导人那些频繁对这位“三流演员”流露出的不敬之词形成鲜明对比。

更糟糕的是，江青从这时起便显示出在人际关系上愿意拨弄是非，经常添油加醋地在毛泽东面前讲一些人的坏话。此刻她还不能涉入高层政治生活，攻击的还是些身边的小人物，以致秘书和警卫人员都被她得罪遍了。

目睹这些情形，毛泽东对于娶江青为妻，心中亦生悔意。然而，身为国家最高领导人，他深知离婚之举并非轻举妄动所能轻易为之。

李银桥回忆道，在陕北那段岁月里，便曾发生过如此一幕：

您是我党小组的负责人，我内心有所不快，正想向您倾诉一二。

江青，她是我妻子。若我身为公务员，早将她予以妥善安置。我们当初的结合未能精心筹备，显得过于草率。

当前面临何种处境？我的现有身份和状况，即便是离婚也并非上策。

江青并无重大过失，如今若选择离婚，同志们或许会有所非议，而未来，各种说法也将纷至沓来。

不离就背政治包袱。

唉，只能凑合了。

面对江青散播流言、诋毁他人，毛泽东两次听后心生疑虑，目光直视江青，语气中透露出不满。

“你合不来人！”

“你似乎难以与任何人和谐共处，你的行事风格似乎总是不自觉地树敌众多。”

早年在陕北之际，毛泽东曾向其身边的员工传授了一句箴言，此言言辞深刻，几十年间始终令那些员工记忆犹新。那句话便是：

江青言辞犀利，常陷于非议之中，伤人无数。待我离世之后，恐怕她亦难逃被人整治的命运。

由此看来，毛泽东对江青的下场还是很有预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