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计划生育到鼓励生育，有哪些得失？
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宽的深刻转变，这一变迁背后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复杂博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指导方针，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时，中国总和生育率高达2.86，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已降至1.3的警戒线以下。这种断崖式下跌催生了政策转向，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直至2021年三孩政策的连续调整，标志着人口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 计划生育政...
中国的人口政策经历了从严格控制到逐步放宽的深刻转变，这一变迁背后折射出社会经济发展与人口结构的复杂博弈。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推行的计划生育政策，通过"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的指导方针，在特定历史阶段有效缓解了人口过快增长对资源环境的压力。1982年计划生育被定为基本国策时，中国总和生育率高达2.86，而到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时已降至1.3的警戒线以下。这种断崖式下跌催生了政策转向，2013年"单独二孩"、2016年"全面二孩"直至2021年"三孩政策"的连续调整，标志着人口治理逻辑的根本性变革。
计划生育政策最显著的成就是创造了持续四十年的"人口红利"窗口期。通过控制出生人口规模，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在2010年达到74.5%的峰值，抚养比降至34.2%的历史低点。这种人口结构优势为经济增长提供了充沛劳动力，世界银行研究显示，人口红利对中国GDP增长的贡献率超过15%。与此同时，家庭养育负担的减轻使女性劳动参与率长期保持在60%以上，为性别平等创造了条件。基础教育资源的人均占有量提升明显，1978年小学升学率仅87.7%，到2020年已达99.4%，政策引导下的优生优育理念显著提升了人口素质。但硬币的另一面是政策惯性带来的结构性矛盾。独生子女政策实施三十余年后，2022年中国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全年减少85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65岁以上人口占比从1982年的4.9%飙升至2023年的14.9%，老龄化进程比发达国家快2-3倍。这种未富先老的困境导致基本养老保险抚养比从1990年的5:1恶化至2022年的2.5:1，东北等地区养老金已出现当期收不抵支。家庭结构的"421"倒金字塔模式（4祖辈-2父母-1子女）使代际支持体系脆弱化，独生子女家庭失独风险成为特殊的社会伤痛。
鼓励生育政策推行至今，效果呈现明显的区域分化。浙江、广东等经济发达省份在配套措施加持下，2023年二孩及以上占比回升至45%左右，但东三省生育率仍低于1.0。这种差异折射出养育成本与生育意愿的深度捆绑，上海社科院测算显示，0-17岁孩子平均养育成本达80万元，相当于人均GDP的9.1倍。尽管各地陆续推出生育补贴（如深圳每孩累计补贴1.9万元）、延长产假（西藏达1年）、税费减免等政策，但住房、教育、医疗等系统性压力仍抑制生育潜能释放。值得注意的是，政策转变催生了辅助生殖产业的爆发式增长，2023年我国试管婴儿周期数突破100万例，较2016年增长3倍。人口政策的迭代暴露出社会治理的深层命题。计划生育时期形成的行政管控体系与当前鼓励生育的公共服务需求存在张力，某地卫健委的生育登记证明电子化改革，仍保留着"准生证"的制度惯性。而生育支持政策碎片化现象突出，31个省级行政区制定的产假标准差异最大达82天。更根本的矛盾在于，现代生活方式与传统生育文化的断裂，国家卫健委调查显示，育龄妇女平均理想子女数1.64个，但实际生育行为仅1.09个，这种"意愿-行为"鸿沟需要系统性制度重构来弥合。
国际经验揭示，生育率下降具有不可逆性，新加坡、韩国等国的激励政策收效甚微。中国面临的特殊挑战在于，要在中等收入阶段应对超低生育率，这要求建立全生命周期的支持体系。北欧国家的实践表明，当育儿成本占家庭收入比例降至3%以下时，生育率可能企稳回升。当前我国正在探索的普惠托育（2025年目标每千人口4.5个托位）、住房优惠政策（多孩家庭公积金贷款额度提升）、性别平等就业等组合拳，其效果将在未来十年逐渐显现。人口转变的长期性决定了政策调整需要保持战略定力，在尊重生育自主权的前提下，通过制度创新降低"生育-发展"的二元对立，这或许是中国人口治理现代化必须解答的时代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