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与张闻天：矛盾恩怨揭秘

2025-08-26 16:28

毛、张长征中合作有矛盾。

毛泽东曾提及一个故事。张闻天发布命令，要求大家按时起床，届时鸣响号角。毛泽东夜间工作，早晨难以起床，便愤怒地质问：“哪里来的新兵？朱德总司令可从未禁止过我！”

1985年4月13日，胡乔木同志邀请张闻天选集传记组的同仁共同探讨关于张闻天的回忆文章。张培森、程中原、施松寒（已故）以及我本人均参与了此次谈话。

胡乔木取出一页已完成的稿件，表示他的文章已开始动笔，然而由于眼疾困扰，他难以撰写篇幅较长的文章。同时，他的脚部也出现了不适，虽属暂时性病症，但在四月份内影响颇大。鉴于《回忆张闻天》一书的截稿日期日益临近，他便向我们寻求援助，以求解燃眉之急。

此次对话的核心内容已悉数收录于《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该文业经张闻天同志亲自修订并批准。此后，此文分别于《回忆张闻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以及《胡乔木文集》（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与读者见面。

未能纳入整理的内容，主要关乎毛泽东与张闻天的交往，胡乔木坦言，此类题材“颇具写作难度”。

岁月流转，已逾二十余载。在这期间，公众对党史中事实资料的公开披露抱以更高的期待，同时，鉴别力和承受力亦显著提升。基于此，我认为整理基于当时记录（尤其是那些未曾公之于众的部分）的这篇文章是适宜的。该记录曾邀请张培森、程中原两位专家进行复核。

延安时期毛泽东、张闻天

胡乔木：毛主席对张怨恨深。

1941年，我受命担任了毛主席的秘书。在这段历史中，有些情节的确颇为难以笔触。

毛主席曾垂询我对张闻天的看法。我回答道，印象颇佳。他虽曾对冯文彬提出过批评（注1），但这对我们来说却是大有裨益。

毛主席对张闻天颇感不悦。他直言，你对这位人物缺乏深入了解，此人恐怕难以胜任任何工作。

恰逢那年的深秋时节，中央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决定免去张闻天同志担任书记处会议召集人的职责。毛主席在会上对其进行了严厉批评，指出他存在空谈、高傲、胆怯、软弱、自私等问题，缺乏实际工作经验，过于自负，与人交往疏远，深入群众较少，对经验丰富的老干部请教意见亦不足。即便是在会议上，他也只是按照议程一、二、三、四的程序进行，缺乏主动性和创新精神。

毛主席的批评有益。

在那次撤销张闻天书记处会议召集人职务的事件中，其与他在三次“左”倾路线中的责任亦紧密相连，尽管他在遵义会议上的表现曾有所作为。在政治形势的分析等诸多问题上，他与博古的观点不谋而合，但在苏维埃的具体政策制定上，他们却存在着明显的分歧。

那批评，我事后才听说。

继后，张闻天赴绥德（注3）一游，归途中参与了一段时间的整风活动，并发表了演讲。

张闻天在延安期间创作的《论待人接物问题》，其影响力深远，不仅在国内产生了广泛影响，即便在国统区亦然显著。

普遍观念中，人们常误以为共产党人缺乏人情味，不谙待人之道。本文旨在消除这一误解，为共产党人正名，从而提升其形象。

然而，在整风运动中，该文章遭到了批评，指责其缺乏阶级立场。

康生批评强烈，毛主席亦不赞同。

实际上，那篇文章阐述了人类社会的阶级分化现象，并强调了与邪恶势力进行抗争的必要性。

陈云讲的干部政策也受批评。康生说，认识人、用人，只能分无产阶级、资产阶级。

这始终是毛主席未曾破解的谜题：谈及人性，不可避免地触及阶级的印记；而一旦见到他人谈及人性，便引发了他的反对。

过火之处在于批评。

在七大选举之际，张闻天的贡献固然被提及，但焦点更多集中于王稼祥。然而，张闻天的贡献丝毫不逊于王稼祥。他亲自执笔起草了遵义会议的决议，并在会上被推选为总书记。

在一段特定时期，毛主席特请王稼祥入住杨家岭，无论何事，皆会与他商讨。

有人后来声称，“山沟之中难以孕育马克思主义”乃出自王稼祥之口，毛主席听闻此言后，对他态度变得冷淡。

毛主席后信任王稼祥。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工作后期，团队成员之间出现了分歧，王稼祥因此受到了一定的批评。王稼祥坚信，对于欧洲的和平运动，我们不应持反对态度，并提出了一个妥协的方案，即主张分别对待。为此，他们共同签署了一封联名信。

毛主席很不满意。然而，对于王稼祥，总是显得尤为亲切，而且他亦较早地迎来了解放之喜。

毛主席对张闻天心怀较深的不满，在整风运动中，他撰写了数篇文章，专门对张闻天进行批评，而这些文稿，他并未打算公之于众。(注4)

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

毛泽东：洛甫意见大致可行。

1944年，毛泽东主席指派张闻天、陈伯达及我本人担任其政治秘书之职。（注5）

我与张闻天枣园同住。

张闻天编纂了我国革命历程的详尽大事记，其形式宛如一部年表，极具史料价值。若能于今时今日寻得此书，实为幸事。(注6)

记了不少少有流传之事。古田会议主要围绕毛主席与陈毅的矛盾展开。

毛主席曾言，红军若欲取得最终胜利，务必坚决抵制陈毅主义。若对此主义不加以反对，革命事业难免遭受失败之厄运。

陈毅行事较为随性，行事风格大而化之，往往是有令不行，有禁不止。毛主席则严谨无比，一旦政策制定，便要求严格执行。表面上看，他谈笑风生，实则对待事务严谨认真。

陈毅随后抵达上海，周恩来叮嘱他务必严格遵从毛主席的领导。在陈毅返程之后，古田会议方能顺利召开。

古田会议主要聚焦于朱德与陈毅二人。在会议中，毛主席持不同意见，认为双方难以达成共识，遂选择退出前委。

陈毅后来特地前去邀请，这才促成了他撰写了古田会议的决议。因此，决议中提出了极为严格的主张。

担任政治秘书的职责，实则并不繁重。张闻天便专注于撰写个人笔记与回忆录，勤奋不懈。彼时他正值青春年华，且所记录的事件发生时间相去不远，因此他对事情的记载尤为清晰。

起初，毛主席命我们负责起草七大报告，但随后他发现我们所撰写的报告并不适宜，于是决定亲自从头至尾完成撰写。

张闻天（1900—1976），字洛甫，系上海南汇县之籍。

抗日战争终战之后，张闻天赴东北，我们之间失去了联络。

我深知他在1948至1949年期间，倾注心血研究经济建设的方针政策，并向中央提交了一系列见解独到的报告。

在这一阶段，他针对合作社问题提交的报告，力主推行农村供销合作社的盈利分红机制，与少奇同志的观点产生了显著分歧。少奇同志对此类提议持根本否定态度。

洛甫强调，企业应当追求利润，而少奇则反驳道，利润并非企业的终极目标，因此这种说法有所偏颇，将问题提升到了一个不恰当的高度。

少奇致信毛主席。毛主席曾言，你的来函虽未详尽研读，然对洛甫同志的见解，大体上予以认同，稍作修订，亦甚合适。毛主席支持张闻天。

1950年，张闻天受命前往北京，筹备就任我国驻联合国的常任代表一职。

原本在1945年旧金山召开联合国制宪会议之际，党中央曾有意派遣张闻天加入中国代表团。毛主席曾嘱托我起草相关新闻稿，并特别强调在稿件中需明确指出张闻天曾历经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英勇事迹。然而，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中央决定改派董必武出席。

张闻天继任王稼祥为驻苏大使。

在王稼祥任职期间，我国与苏联的关系一度紧张，苏联方面甚至怀疑我国成为第二个南斯拉夫。因此，当王稼祥返回祖国时，连欢送宴会也未得以举办。

张闻天离世之后，不久赫鲁晓夫登上了权力的宝座，局势便有了显著的变化。在他告别苏联之际，苏联人民对他的送别充满了热情。

随后在批判张闻天之际，提及王稼祥在苏联遭受冷遇，而你却颇受欢迎。实则，张闻天对苏联关系的处理更为得心应手。

1954年，我赴苏联寻求医疗帮助，期间多次造访我国驻苏大使馆。张闻天先生勤奋于调查研究，频繁向国内发送电报，详述苏联的最新动态，中央对此给予了高度关注。

我建议他撰写更多关于苏联领导方式的电报，以期为我国提供借鉴。那时，我观察到我国在经济管理上存在一定的偏差，相较之下，苏联在经济管理上显得井然有序，因此期望他能多发电报，以对国内产生积极影响。然而，他实际撰写的电报并不多，这或许与当时中苏之间的分歧有着密切关系。

张闻天主掌使馆事务，内部运作井然有序，众人对他深信不疑，其支持者亦众多。然而，这段文字的措辞确实颇具挑战，部分人同外交部之间的关系显得颇为微妙。

1958年，陈毅接棒周恩来执掌外交部门之际，中央高层曾就张闻天是否应继续留任外交部展开深思熟虑。

周恩来对张闻天在外交部工作的认真与细致给予高度评价（譬如，他曾亲自对我国驻外使领馆进行了一次全面的巡回视察，此类工作在他之前或之后的历任外交部领导中鲜见），因此力主将其留任。

张闻天这段工作获中央好评。

张闻天 刘英

毛泽东：这新兵从何而来？即便是朱总司令，也未曾限制我使用过！

毛、张长征中合作，亦存矛盾。

毛主席举过一例。张闻天发布指令，规定全体人员需在指定时间起床，届时将吹响号角。然而，毛主席习惯于夜间办公，恐怕难以适应早晨的起床节奏。他怒斥道：“这哪里是新兵？朱总司令明明没禁止过我！”

张闻天勇于担当，实则此类事务本可搁置不理，然其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使他对此等事宜格外重视。

还有一次，毛主席会上授张文件。

张闻天：此事勿在会上讨论。

毛主席将文件掷于地面，断言会议不宜用于争论问题。

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宏富，涉猎广泛，一席谈往往能涵盖诸多议题，其中蕴含的道理亦颇为丰富。

张闻天偏爱于遵循刻板的工作模式，他主张会议必须提前做好准备，设立明确的议程，并严格按照既定计划进行。

列宁曾下令，会议发言时长不得超过五分钟。一次，有位工程师的发言超时，列宁及时予以制止。张闻天随后亦效仿此法。

毛主席对此种会议形式颇感不适，常在会议中轻易转移议题。

康生、毛泽东、王稼祥、朱德、项英、王明；后排自左而右则是：陈云、博古、彭德怀、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

郁达夫：你能当诗人。

在庐山会议上，我的观点与张闻天颇为一致。事实上，早在苏联期间，我们便在讨论国内形势时，意见便已趋于相同。

《歌特》一文出自张闻天之笔（注释7），此事无疑。但为何该文影响力有限？或许是因为文章成稿后不久，作者便离沪，因此在“左联”的实际活动中未能发挥显著作用。周扬、夏衍等人均未采纳此文，即便是鲁迅也未曾认可。

在那个年代，我们创办了一份尺寸为32开的刊物，名为《中国青年》。

1941年2月，我们决定在《中国青年》杂志上发表张闻天早年创作的一篇小说《飘零的黄叶》。然而，张闻天本人并不赞同此举，对此我向他阐述了我的观点，并解释了我的考量。

彼时绥米警备区方才收复，青年学生群体庞大，且普遍具有较高的文化素养。我坚信，若能发表《飘零的黄叶》，必能产生积极的影响。

我自张闻天处得知，昔日小说问世之际，郁达夫曾对其言：“汝此篇小说，宛若诗篇，尔实可一试诗坛。”

张闻天的《王尔德介绍》堪称一篇出色的作家评论文章。在对中国文学界而言，自那以后似乎鲜有更为系统、全面的研究论著问世。而张闻天所译的《狱中记》至今亦未出现新的译本取而代之。

1959年，张闻天庐山。

注释：

注1：针对冯文彬的指责，实则关乎1938年青训班涉嫌逮捕人员的事件。胡乔木在其所著《回忆张闻天同志》一书中，对此事进行了详细记载。

我与张闻天同志初次在工作上有所交集，那是在我于1938年上半年担任陕西安吴（隶属于泾阳县）战时青年短期训练班（以下简称青训班）副主任期间，由一件具体事件引发的。

青训班主任冯文彬同志当时恰巧不在安吴，原因很可能是因为工作原因而前往了西安。在班级中，有一位名叫陈珍雄的广东籍青年，他曾是上海复旦大学的学生。此刻，他在青训班的学员中积极传播托洛茨基派的观点，这一行为最终被现任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成员的廖季立同志所举报。

除了陈珍雄之外，尚有寥寥数人持有与他相近的观点，并共同参与活动。

不久前，康生同志归国并在《解放》周刊上发表了《铲除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托洛茨基派匪帮》一文。随后，我与同期在青训班担任领导职务的张琴秋等同志商议，决定先行对陈珍雄进行批判斗争，继而对与他一同进行托派宣传的人员实施逮捕，并计划将他们押送至延安进行处理。

恰在此时，冯文彬同志返至现场，紧接着便收到了张闻天同志发来的一封电报。

简而言之，青训班之所以设立于国民党统治区域，乃是由于西安事变所铸就的独特历史背景。彼时，红军驻扎于泾阳、三原等地，随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为便利西安与延安之间的运输、交通及其他联络，于三原至洛川等县城设立联络站之余，泾阳县云阳镇亦设有留守处，而安吴堡亦曾接待伤员，二者皆位于三原西边不远处。鉴于国民党正积极寻求取缔青训班，青训班作为非政权机构却进行逮捕行为，这无疑为国民党提供了借口。因此，必须坚决纠正乔木等人的错误做法，并立即释放被捕人员。

这封电报对我进行了深刻的启迪，使我深刻意识到自己的确过于稚嫩。

最终，陈珍雄等人通过统一战线的联系被转送至长安县政府，该县县长系党派中的同情者，最终在长安县政府的安排下获释。

注2：应是“狭、高、空、怯、私”。

注3：此次调查，张闻天踏上了陕北、晋西北的农村土地。绥德，作为他行程中的首站，亦成为了他调研的终点。

注4：涉及对第三次“左”倾路线领导人的批评之“九篇文章”。

胡乔木评价道，这组文章“确实锋芒毕露”，“言辞犀利、尖锐，且不时流露出几分讥讽”，“其中不乏一些过于刺耳的言辞”。

原本并未打算公之于众的毛泽东，在1965年5月对文稿进行修订之际，萌生了重新发布的意向。他对这组文章情有独钟，早在1974年6月便曾细致研读。即便在生命的最后一个月，他仍让人为他朗读，以重温那些文字的韵味。

注5：在胡乔木所著《回忆张闻天》一书中，收录于《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他提及毛泽东同志曾有意让张闻天同志在其身边从事政治研究工作。该文后来被编入《胡乔木文集》时，则使用了“政治秘书”这一称谓。

注6：在《回忆张闻天同志》一文中，这本大事记被称作“一种年表式的中国革命纪事”。

胡乔木曾言，此作乃张闻天基于自身经历及任职党中央领导岗位期间的所见所闻所著成，“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其中“不少事件，我便是首次从书中获知的”。

这些珍贵资料，包括张闻天在长征途中所撰写的日记，以及1942年他在陕北和晋西北地区进行的调查报告与相关材料，在1947年胡宗南对延安发起猛攻的危急关头被焚毁。这一损失之巨大，令人痛惜不已，且无可挽回。

注7：署名歌特的《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与《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两篇文章，发表于1932年11月的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

文章犀利地指出了那些排斥第三种人和第三种文学，并将文艺沦为政治宣传工具的关门主义错误。

经程中原核实，瞿秋白与冯雪峰对此批评表示接受，从而使得关于第三种人的文艺自由之辩论得以平息。

鲁迅于1932年12月所撰写的《辱骂与恐吓决不是战斗》一文，其立场与歌特文章中对关门主义的批判在步调上不谋而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