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春饥饿之殇：十二万生命的逝去

2025-10-09 03:53

01、“长春要成死城！”

“务必使长春成为一座死城！”

一、划定长市的周边五十里范围内为封锁区域，该区域内除军事所需物资外，应严格禁止人员与车辆马匹的自由往来。若确有必要通行，各县政府需负责制作通行证及居留证，并发放给民众（军队人员外出时，通行证则由团部签发），以供查验时作为凭证。

二、自发布断绝与长市商业往来的公告，并明令禁止粮食、柴草等生活物资流入长春以来（公告由总部发布），对于任何企图偷运上述物资越境，意图支援敌军的个人，一经查获，即予扣留，并交由指定机关（地方物资归县级机关处理，军队物资归团级机关处理）进行没收。然而，若持有有效证明文件，且所运输的物资系流向我区的，则必须准许其放行，不得无故拖延。对于任何借机勒索或未按既定程序执行没收行为的，必须依法严肃处理。

三、鉴于抵制敌方长市的人口疏散策略，对于试图出城的民众，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予以拦截。对于能够阻止其返程的，必须尽全力阻止，以确保敌方城市人口无法实现大规模和快速的撤离，从而加剧其粮食供应的紧张。然而，应严格指示部队，对于出城的人民，仅应采用劝阻手段，严禁采取暴力行为，包括殴打和开枪。

四、为有效实施上述封锁措施，务必在各条道路的出入口设置检查站点，以执行严格的盘查与警戒。除由军队负责外，还需动员民众参与放哨与警戒工作，确保敌特、奸商及反动分子无机可乘。具体警戒与盘查的详细规定，将由当地驻军与地方机构共同制定。

五、敬请封锁区前沿地带的居民们注意，将多余的粮食和暂时不用的物资妥善存放在地窖之中，以防遭受敌方的掠夺。

为确保对长春实施严密封锁，东北局作出部署，指派萧劲光与萧华负责指挥。6月初，成立东北人民解放军第一前线围城指挥所，萧劲光担任司令员，萧华则担任政治委员。15日，萧劲光与萧华在吉林市召集师级以上干部举行会议，传达东北局的战略指示，并对围城作战计划进行了重新调整。会议决定，一纵队和六纵队撤回休整，而以十二纵队的第三十四、三十五师，六纵队的第十八师，以及第六、七、八、九、十共五个独立师和一支炮兵部队作为围城的主力，负责接管并巩固防线。22日，围城部队依照既定计划进驻指定阵地，自此对长春展开了全面的封锁行动。

长春，东北地区最为繁盛的城市之一，在伪满洲国定都期间，其居民人数一度超过六十万。抗战胜利之后，尽管人口有所减少，但仍剩五十余万。然而，1946年5月，国民党军队接管长春，随之而来的是城市局势的动荡不安，居民纷纷逃离。北满地区的地主豪绅和敌伪人员纷纷逃离解放区，涌入长春。到了1948年初，长春的居民人数锐减至四十万，其中十万人属于国民党军队及其家属以及留守人员。我军在解放四平后，切断了长春与沈阳之间的联系，长春城内陷入恐慌，逃亡潮再次席卷。富有的家族和国民党空军家属纷纷乘坐飞机逃离，而普通百姓则选择步行，在我军围城之前，长春城内的居民大约有一半已经逃离。

我军一经实施封锁，城内便迅速作出回应。根据东北野战军总部的《阵中日记》记载，自6月1日至5日，敌机每日均有十余架次向长春敌军空投补给，每日投掷的米面共计数百包。“长春难民，每日仍有二、三百人经孟家屯外逃。大孤榆树难民因无粮可食，竟抢夺我警戒部队的粮食。”总部于5日下达命令，要求“六纵派遣一个营前往孟家屯执行封锁任务，并派遣得力干部进行监督，严禁长春居民外出，以减轻粮食压力。”同时，命令一纵运用远程炮火摧毁敌军在城内新皇宫设置的临时机场，阻止敌运输机降落。至7日，六纵再次下达命令，要求“教育部队摒弃片面群众观念和同情心，以免影响封锁任务的执行和敌人的歼灭。”

长春的敌军不愿坐以待毙，频繁派遣小股部队出城抢夺粮食，并对我军阵地进行骚扰。6月16日，洪熙街的敌军一个营部，分三路向我18师孟家屯阵地发起进攻，但被我军英勇击退。到了23日夜间，一股敌军于八里堡地区向独立8师阵地发起进攻，同样被我军击退。7月7日，长春守敌集结了约四个团的兵力，在炮火支援下分三路出击，激战至午后，最终被我独立6、9、10、11师联合防御成功，将其击退。城内粮食短缺，引发了粮食走私的猖獗。6月18日，一纵报告称：“在长春八里堡附近，每天都有五六十人趁着夜间在卡伦购买粮食，他们通过野外小路，用麻袋将粮食背回长春附近。”22日，六纵报告提到：“一些百姓利用夜间警戒的空隙，将粮食运入城内。22日晚，18师的一个排在田家油房及广播电台附近，截获了偷运的六麻袋粮食，每人均背回约30斤。”24日，18师报告指出：“孟家屯至八七病院一带警戒松懈，百姓利用夜间通过河沟、荒地偷运粮食。我们的阻粮经验是：在黄昏至半夜间加强游动哨巡查，并在必经的小路设下埋伏，每晚可没收数百斤粮食。”

02、堵漏，严封

“派遣专人定期巡查，确保封锁线的安全，并协助地方党和政府动员周边群众实施坚壁清野策略，严惩企图将粮食偷运入城的违法者。”自此，粮食走私现象得以根除，长春的封锁线也变得更加牢固。

长春初陷困境时，郑洞国已有所筹谋。自三月初接任以来，在解放军尚未形成包围之前，他已提前储备了充足粮食。自三月底至五月底，他大量动用东北流通券，指示新七军、六十军以及保安旅自行购置粮食。新七军原驻长春，自有根基。而六十军则是新入驻，需现购现用。郑洞国下令国民党长春市长尚传道协助筹措军粮，尚传道随即指令吉林省粮政局与长春市田粮管理处代为采购，在短短两个月内储备军粮约三百万斤。长春市政府需兼顾八千名职员与警察的生活，尚传道便将南京政府寄存的百万斤大豆购入，以此作为市政府的粮食储备。

在四月，郑洞国委托尚传道负责对全市居民展开户口清查及余粮登记工作，旨在全面掌握全市粮食储备情况。根据当时的统计数据，市内常住人口与现有粮食数量仅能支撑至七月，而八月之后，粮食将面临短缺。

5月24日，解放军占领了大房身机场，并迅速对长春形成合围态势。粮食供应几乎断绝，每日的食量锐减。在此危急关头，郑洞国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于6月初回复了两封电报。一封是鼓舞人心的公开电文，他写道：“我对你们及全体士兵如同对待亲兄弟一般，我时刻铭记你们的艰辛。然而，若未做好充分准备，增援部队在途中恐将遭受重创。望你们坚持不懈，全力支持。”另一封则是秘密电报，指示郑洞国将长春市内的粮食和物资全部收归公有，禁止私人交易。随后，政府将根据人口数量进行粮食分配。蒋介石的“杀民养军”意图，在此电文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郑洞国将尚传道紧急召来，共商对策。尚传道立刻表明了坚决反对的态度：“眼下的局势，我无法担保市属人员不会出现贪污勒索的现象。一旦执行，必将造成极大的骚扰。若您坚持要执行电令，请另派市长，我实在没有能力承担此重任。”接着，他又补充道：“所谓的尽收物资粮食，按人口分配粮食，无论是否实行，最终也只能维持到7月底，8月份之后，粮食供应将告罄。”郑洞国沉思许久，表示可以暂缓执行此命令，但必须制定一套粮食管理措施。经过一番商议，他们共同拟定了一份“战时长春粮食管制暂行办法”。该办法规定了民众存粮的限量，确保其能够维持到9月底，多余的粮食必须按政府规定，将一半卖给政府作为军粮，剩余的可以在市场上自由买卖。粮食交易必须遵循政府定价，严禁哄抬价格。对于违反规定的，将予以严厉惩罚，直至极刑。

粮食管制令一经颁布，却未能遏制局势，反而引发了民心的动荡，粮价如同脱缰之马，一路飙升。据我军侦察所得，高粱米的价格呈现惊人涨幅：6月2日为4万元，6月23日升至22万元，7月14日更是高达80万元，7月28日进一步攀升至330万元，8月1日达到720万元，8月18日更是飙升到2300万元，而到了9月10日，价格已高达2800万元（东北流通券）。面对失控的粮价，起初尚传道还派人前往市场抓捕投机者，意图以儆效尤，遏制投机风潮和黑市交易。然而，在一次行动中，警察逮捕了三名故意哄抬价格、抢购粮食的商人，经查实，他们实际上是受保安司令部委托购买军粮。此事最终波及到郑洞国，实则幕后黑手是副司令李寓春，他涉嫌与粮商勾结。尚传道向郑洞国汇报此事后，要求严惩。无奈之下，郑洞国只得同意将三名商人处决。然而，随着新7军人员也卷入粮食投机，郑洞国深感愤怒，尽管部下屡次求情，他还是将一名新7军的军需官处决。但对于上层军官的不法行为，他却不敢深究。

“为国捐躯，求一饱腹，实不为过。”面对众怒，郑洞国亦无计可施。

饥民在生死边缘挣扎

全城军民不仅面临粮荒，连做饭取暖所需的柴禾燃料也几近枯竭。当初，国民党军队撤退入城，沿途强行将百姓屋顶的茅草抢掠一空，运回城内。然而，这样的物资也难以维系数日。面对60军的燃料请求，答复却是“自行解决”。新7军虽有余粮，却坚决不肯支援60军。无奈之下，60军的士兵只得拆毁房屋，先是拆毁无人看管的公共房产——那些日本侵略者留下的建筑，城南的满映公司（如今的长春电影制片厂一带）数以百计的楼房，很快变成了废墟。公共房产拆尽后，便转向民房。无人居住的空屋、全家人亡故的破旧老屋，无一幸免。一座三层楼房，先拆掉屋顶，将房梁烧掉。住在三层的居民被赶到二层，二层的人又被赶到一层。最终在拆除二层时，居民们被像赶羊一般驱逐。情急之下，百姓们也纷纷上前抢夺木材，与士兵发生群架，甚至有人开枪伤人。军官无力制止，只能任其发展，以至于整条街道、整个区域都被拆得面目全非。公园和路旁的大树被砍伐一空，墓地中的棺材也被挖掘出来。最后，甚至将大马路的沥青路面挖开用来烧火。长春这座美丽的城市，就这样被破坏得千疮百孔，景象凄凉。

04、国民党驱赶民众离城

“七月一日毛泽东寿辰，八路设卡拦截。”以此诱骗民众出城。在出城过程中，警备司令部人员逐一搜查，将携带的粮食全部没收，并扣押身份证。一旦越过国民党的关卡，民众便无法再返回。

05、林罗报告围城情况

‘鞠躬尽瘁吧’。而士兵们则反映：‘八路的方法真高明，还不如早点打’。”

面对敌方的围困，我方采取了强制性的疏散措施，旨在缓解压力并便于对剩余粮食的掠夺。具体做法是恶意推高粮价，疯狂抢购市场中的粮食，迫使民众离城。实施粮食管制，对每个人的存粮进行核查，若不足三个月之需（每人每月应备45斤粮食），便强制将其驱逐。在街头拘捕饥民乞丐，释放狱中囚犯，并将无用的军官、职员、伤病员、残疾人、军属以及学生等人员疏散。被疏散的民众手中通常持有证明，以便前往沈阳登记。同时，对市民进行误导：“7月1日毛泽东生日，八路军将撤除关卡”，或者以发放粮食为名集体驱逐，或是组织工人和学生在我们面前请愿，甚至有大批难民向我们哨兵冲来，使我方难以有效抵御。

针对此局面，我方采取的策略主要是实施严格的封锁。在第一线上，我们设立了哨兵，并配备了铁丝网和壕沟，确保接合部无缝连接，彻底消除任何间隙，以阻止难民外出。对于外出者，我们则进行劝返。这一措施起初效果显著，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饥饿问题日益加剧，饥民们在夜间或白天纷纷成群结队地涌出，即便被我方驱回，他们仍聚集在敌我警戒线之间的中立地带，导致大量饿死。仅以城东八里堡为例，死亡人数就高达约2000人。至8月初，我们部分放行，三天内共疏散了2万余人，然而城内的难民随即被迅速疏散，数万人再次占据了这一空缺区域。此时，市内高粱的价格从700万跌至500万，封锁后价格又迅速回升至1000万。因此，在封锁战中，我们必须坚持基本禁止出入的原则，对于已经外出的难民，应酌情分批次、陆续释放，而不宜一次性或大量释放，以免敌人能在短时间内迅速疏散。若完全不放行，将导致饿死人数过多，影响亦极恶劣。

“严禁饥民离城，对于已外出者，亦需设法将其阻挡返回，这对饥民与部队战士而言，均需耐心解释。随着围困时间的拉长，部队普遍出现了急性病症。有人怀疑我方围困的原因是力量不足，也有人认为长期围困并无实效，敌军可通过空运获得补给，因此要求迅速发起攻击。对此，我方主要阐明长期围困的必要性，并通过逃兵之口描述敌方所面临的困境，逐步提升敌方对围城战的认识。目前，敌方正在进行恶毒的宣传，诬称我方意图饿死长春市民。而我方则通过释放难民并实施救济的事实，揭露敌方抢夺粮食、制造饥荒，以驱逐市民的阴谋。虽然被释放的难民对我方仍存有不满，但经过救济后，他们的态度相较于之前已有明显改善。”

06、杨滨述百姓困苦

处理那些因国民党驱逐而滞留于敌我哨卡交错地带，即所谓的“真空区”的长春民众，实乃关乎我党群众工作政策的重要议题。当时，部分部队在执行政策时出现了失误，仅允许携带枪械及军用物资者通过，此举引发了诸多混乱与不便。对此，负责长春外围敌对工作任务的杨滨（又名杨重，曾系潜入60军的地下党员，曾担任曾泽生的副官长。1947年初，他脱离60军回归我方，并在推动60军长春起义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作者注）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些问题，随即在九台向上级领导提交了一份详尽的情况报告。

他们置人民利益于不顾，强行将众多贫民驱逐至卡哨之外。他们向这些贫困的民众宣称：“共产党是代表你们穷人的，你们赶紧去找共产党吧。”对于粮食不足三个月的民众，他们想方设法予以驱逐。手段包括强制和欺骗宣传。例如，在七一共产党生日之际，他们宣称岗哨将开放三天，以此骗出数万人；在八一毛主席生日时，他们又声称将实行三天大赦，再次骗出数万人。在民众出卡哨时，他们收回身份证，此后无人获准返回。

杨滨续笔道：“那些流离失所的百姓试图进入我们的卡哨，却同样被拒之门外。于是，数以万计的难民被困在敌我双方的缓冲区域，忍饥受寒，其中不乏饿殍横陈。若继续如此围困，长春的普通民众恐将悉数饿毙。而存有少许粮食的中上等地主和资本家得以幸存。届时，我们前往长春实施救济的，恐怕也只有这些地主和资本家。尽管他们接受了我们的援助，心中仍旧充满仇恨。我们提出这一问题，并非单纯出于仁慈之心，而是关乎我们是否需要这些老百姓。国民党反动派对百姓不闻不问，甚至将贫苦百姓驱赶出卡哨之外。同样，我们亦决不允许他们进入，任其在两卡哨之间饿毙。我们认为，这一点确实值得我们深思。”

（1）旨在引发长春市内混乱与恐慌，从而增加敌人的作战难度。（2）期望在市民因饥饿无法忍受而爆发抗议或暴动。然而，敌人采取了先发制人的策略，将城中遭受饥饿的贫民驱逐出城，卡哨之外。实际上，这并未给敌人带来多少额外的困扰。反而，敌人实行了高物价政策，大幅提高粮食价格，将粮食资源尽数搜刮。这迫使民众不得不离开长春。至于市民的抗议或暴动，长春市敌军约有10万人，而市民总数约为50万人（现已有所减少），其中女性占一半，还有大量老弱病残。换言之，长春市的青壮年人口总数不过10万人。因此，指望这些手无寸铁的民众与装备精良的十万武装部队抗争，无疑是天方夜谭，这仅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1）对真正的难民进行适当的安置和救济，允许他们进入解放区；设立专门的难民区，有计划地进行收容。（2）规定携带武器及军用物资者（军人除外）不得作为进入解放区的条件，同时设立奖金制度。

07、林罗收容难民

萧劲光、萧华、陈光、唐天际、解方等同志，特此向第十二纵队、吉林及辽北军区上报军委：

自今日起，所有被困于城内城外的长难民，应立即开始疏散。对于愿意离城者，应无条件允许其通行。鉴于长春的粮食储备已告罄，若不尽快疏散，将导致大量市民面临饿死的危险。请各位据此制定计划，务必分阶段但又要迅速地实施，确保在十日内完成疏散工作。对于离城难民，需动员地方党组织和军队的力量，竭尽全力进行救济和慰问工作，对于行动不便的老弱病残者，提供人力和马车的帮助以确保其安全抵达。首要任务是就近各县分批进行疏散安置，并动员群众提供援助，确保难民离城后生命安全，减少伤亡，以此挽回不利影响，赢得民心。对于那些混杂在难民中的特务，必须进行清查并予以扣留；对于敌方官兵，则应统一收容，并送往吉林解放团进行训练。对于中学二年级以上学生、技术人员和专家等，应积极争取他们来我区服务。此次开放难民出城，并非为解围长春之敌，围困敌人的工作仍需持续进行，不可有任何松懈。关于防止敌人利用秋收期间抢夺粮食，以及组织军民抢收抢割等事宜，应按照兵团指挥部的计划加紧执行，并将执行情况及时电告。

林、罗、高、刘、谭、周

9月11日

接到命令后，萧劲光等人迅速将指令传达至各纵队及独立师。封锁线的哨卡随之打开，饥饿的民众如潮水般涌出。据十二纵队向上级汇报：“自15日起，朱家崖难民开始放行，每日释放5000人，十天内共计5万人。若每日释放2万人，则需25天，预计18天完成。14日晚，已释放3000余人，并查获轻机枪一挺。”为妥善安置这些难民，围城指挥部联合地方政府在前线和后方设立了数十处大小不一的收容所。从“真空地带”逃出的民众饿得奄奄一息，一见米饭和馒头便狼吞虎咽。然而，因肠胃过于衰弱，不少人因胀气而丧命。汲取教训后，收容所决定在初期仅提供稀饭，随后逐渐增加食物分量。在围城期间，难民委员会共发放了4000吨救济粮、500斤食盐以及6亿元救济金（东北流通券），成功将众多濒临死亡的饥民从死亡边缘拉回。待他们身体康复后，干部们将一批批难民疏散至远离长春的乡村，并迎接下一批从城内逃出的难民。尽管如此，围城战仍在继续，长春城内只出不进，饥荒状况并未得到丝毫缓解。国民党军队试图将负担推给我方，但并未从中捞到任何好处。

08、死城长春

“自7月起，卡哨内外已开始出现饿殍。至7月下旬，市区居民家中粮食告罄，只得依赖豆饼、酒糟来充饥。而到了8月，豆饼、酒糟也日渐稀缺，至9月中旬，这些食物已完全被消耗殆尽。尽管正值中秋时节，长春北地树叶已落满地，但饥饿的人们不得不纷纷拾取树叶煮食，以求生存。警备司令部督察处的院落及周围，本是一片绿意盎然，然而那时，每天都有许多瘦骨嶙峋的孩子，三五成群地在围墙四周抢拾树叶，而那些特务头子们却认为此举有损观瞻，竟下令哨兵驱赶，甚至以枪威胁。然而，这些手段并未能阻止他们的行为。到了9月上旬，甚至发生了令人发指的卖人肉惨案。”

自8月1日起实施强制疏散政策以来，民众在卡哨内外地带因饥饿而亡者日渐增多。饿殍满地，白骨堆积如山。洪熙街、二道河子等地的卡哨内外，尸体横陈，哀嚎声此起彼伏，宛如人间炼狱。直至10月19日长春解放，人民政府入城后经确凿统计，因国民党“杀民”政策而饿病身亡的长春市民累计达12万人。人民政府进驻后，在卡哨内外地区共掩埋尸体约8万具。卡哨以内的居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亲人丧生，这实乃史无前例的惨绝人寰之灾。

十二万人的生命戛然而止，这一触目惊心的数字，远远超越了辽沈战役中敌我双方伤亡总和。战役结束后的统计数据表明，我军共计伤亡67339人，其中阵亡者达14010人。尽管国民党军被全歼47万人，但伤亡人数仅为56800人，而其中被击毙者尚不足半数。

谁应承担12万老百姓死亡的责任？

“多年来，每当我回想起长春围城时的惨状，都不禁心有余悸，尤其是对长春人民所承受的巨大灾难和牺牲，我感到无尽的痛苦和愧疚，此生此世，我都无法对长春的父老乡亲们有所交代！”

作者简介：

刘统，生于1951年9月1日，逝世于2022年12月21日，是一位汉族男性。他于北京出生，并在山东大学历史系完成了学业。文革期间，他曾是备受瞩目的“老三届”之一。刘统拥有历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的研究员，并荣获大校军衔。此外，他还担任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战争审判与世界和平研究院的教授。